1968年6月21日早上，容国团的尸体在一棵树下被人发现。在他的上衣口袋中，有一个纸条，上面有一段话。现场的人看了之后，无不惋惜流泪。   容国团，作为新中国的首个世界冠军，是中国乒乓球史上不可或缺的传奇人物。他于1937年出生于香港，正值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家境贫寒的他，自幼跟随父亲迁回广东珠海南屏镇，生活虽艰难，但容勉之父亲以爱国的精神培育了他。   年幼的容国团对一种名为“白色赛璐璐球”的小玩具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那时起，他便迷上了乒乓球。家庭经济拮据使得容国团不得不辍学，进入渔行做童工，但即使工作劳累，他也不曾放弃对乒乓球的热爱，夜以继日地坚持练习。凭借天赋和努力，他成为了香港乒乓球界的佼佼者。   1957年，容国团战胜了日本的世界冠军狄村，这场胜利不仅让香港的乒乓球界为之振奋，更让祖国大陆了解了这位年轻选手。   在国家的号召下，他来到广州体育学院进行系统训练，后来顺利进入广东省乒乓球队，成为国内顶尖的乒乓球选手之一。1959年，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世乒赛上，容国团代表新中国在男子单打项目中夺得了首个世界冠军，这一壮举让全中国为之沸腾。   在随后的几年里，容国团不负众望，不仅帮助中国男队赢得了男子团体冠军，还以教练的身份帮助中国女队在1965年的世乒赛中取得辉煌战绩。   此时的容国团，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更是一个激励无数体育健儿的榜样，他的座右铭“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成为了许多中国运动员不断追求胜利的动力源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整个社会瞬间陷入了一场政治和社会的狂风暴雨之中，动荡不安，人人自危。   在这一时期，无数曾经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因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容国团也未能幸免。由于他曾有香港背景和“海外经历”，容国团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成为政治运动的靶子。   一天，在一个露天的批斗大会上，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紧张的气息。容国团被要求站在一块凳子上，一名批斗者拿着麦克风大声宣读他的“罪行”，而另一名批斗者则用木棍不断敲打凳子，让他站立不稳。   台下的人群中，有些是普通群众，有些是他曾经的同事和队友，但此刻却无人敢上前帮他。那双曾经敏捷挥拍的手，现在只能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双腿因为长期站立而微微颤抖。   批斗会的结束通常是由激昂的“口号操”伴随。所有参与者高举手臂，齐声喊出激烈的口号，容国团只能机械地配合着他们的节奏，心中似乎已空无一物。   这样的情景一再上演，甚至于一些过去的队友也被迫参与其中，虽然这些人眼中偶尔流露出无奈，但在那样的环境下，无人敢多说一句。他们的每一句口号，每一个指责，都是为了自保，而容国团却只能在这份孤立和敌意中忍受煎熬。   不仅仅是批斗，容国团还被迫从事一些与他的体育生涯毫无关系的体力劳动。有一次，他被要求和其他“被批判者”一起挖掘沟渠。   六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容国团的手心因长期未接触这种重活而磨破，血水混着汗水顺着手臂滴下，但他只能咬紧牙关继续干下去，周围的监督者手里拿着棍棒，盯着每一个被批斗者的动作。一旦有人停下，就会招来责骂甚至棍打。   某个黄昏，容国团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一间阴暗的宿舍，这是一间由仓库改造而成的临时住所，潮湿的地面，四处漏风的墙壁，再加上不断传来的喧哗和争吵声，让人无法安眠。   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对于曾经作为冠军的他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但他已无从选择。连日的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让他越发消瘦，眼中的光芒也渐渐黯淡。   批斗和强制劳动并未停止，直到1968年的夏天，容国团的处境仍然没有好转。在一次批斗会后，他被强制要求写下自己的“悔过书”，但任凭他如何努力也无法写出符合要求的内容，因为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罪恶感”。   对于容国团来说，他唯一的“罪”就是他曾为国家争光，而如今却被怀疑和排斥。批斗者对于他的“顽固不化”极为不满，强行将他的“悔过书”撕毁，并勒令他彻夜反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种精神上的摧残一再加深，直到1968年6月20日的那个夜晚。他独自来到北京龙潭湖畔，周围是黑暗的树林和寂静的湖水。   容国团在一棵歪脖树下停住脚步，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纸条，将它小心地放入上衣口袋。他没有留下更多的言辞，或许他明白，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无论他说什么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将绳子系上树枝，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容国团去世后，中国体育界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然而，这一悲剧并没有立即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直到十年后的1978年，国家体委终于召开大会为容国团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   1984年，为纪念这位为中国体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先驱，容国团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的杰出运动员”。他用生命书写了新中国体育史上的重要篇章，他的精神也在无数后来的运动员中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