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较长且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莫过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四座城市，所以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了“四大古都”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都”。 1930年，张其昀在《中国地理大纲》中将杭州列入后提出了“六大古都”说。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六大古都”一直都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说法，且在民间深入人心。 然而到了1988年，中国古都学会在河南安阳举行年会时，按照谭其骧当年的提法而将安阳列入，称作“七大古都”，学术界为此争议不断。2004年，中国古都学会在河南郑州举行年会时，又将郑州认定为“大古都”，称作“八大古都”，引起了比安阳入列更大的争议。 2010年，中国古都学会在山西大同举行年会时，又将大同认定为“大古都”。2016年，中国古都学会在成都举行古都研究高峰论坛时，又将成都认定为“大古都”。 如果说，相比于六大古都代表夏与周秦以后中国三千年的建都历史，安阳和郑州体现的是商代奴隶制王朝鼎盛时期的建都历史还可以理解，但将大同和成都这样的地方性都城列为与长安、洛阳比肩的“大古都”实在欠妥，所以学界普遍对中国古都学会的认定标准产生质疑，是不是哪儿愿意赞助他们办年会就可以认定哪儿为“中国大古都”啊？ 以郑州为例，大约在3600年前，来自黄河下游的商族部落首领成汤灭夏立国，其在占据夏人居住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夏晚期都城）的同时，也在二里头以西的黄河南岸建造了自己的都城，称为“亳”。二城相距不远，而郑州下辖的登封王城岗遗址也曾作为夏代早期的都城之一。再加上西周时期的管国、春秋时期的郑国、战国时期的韩国，郑州号称曾“五次为都”。 然而仔细分析，便知这个“五都”的水分是很大的，王城岗遗址作为夏都论据不足，即使做过夏都也时间很短，管、郑、韩三国都只是一方诸侯国，其都城所在根本不能称为“大古都”，真正经得起推敲的只是郑州商城遗址而已。 而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这两千年里，郑州这片土地虽然历尽沧桑，却始终未能再次成为影响全国的都城，虽可称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却难当“大古都”之实。郑州尚且如此，大同、成都自不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