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在重庆隐居时，先后在柏溪、回兴等地买了200多亩田地，分给黎树清等佃户耕种。佃户们都没有交押佃，秋收后来公馆向于学忠交租。于学忠说：“我不缺粮，拿点尝尝新就行，其余你们拿去卖，做点生意，妻室儿女也好过日子。” 1911年，于学忠完成了北洋武卫左军的学业，随后加入了米振标率领的毅军。米振标是一个频繁更换门派的军阀，曾先后依附于皖系、直系及国民第二军。国民第二军覆灭后，米振标归附于吴佩孚。于学忠对米振标的多次变节感到失望，决定离开。 北伐战争期间，吴佩孚将军队的控制权交给于学忠，并指示他可以投靠张学良，但不得靠近蒋介石。于学忠在权衡后决定加入奉系，由此结识了张作霖，后者对于学忠非常看重，任命他为东北军第三方面军第20军军长。 1928年，张作霖因皇姑屯事件不幸身亡，张学良继位。于学忠被任命为临榆驻军司令，并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1930年升任平津卫戍司令兼51军军长。9·18事变后，日军开始对华北的侵略，张学良将于学忠推荐为河北省主席，以对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 在天津，于学忠对抗日本的侵略态度坚决。根据《辛丑条约》，日军的天津驻军不得超过200人，但日本军方常以换防名义违约增兵。 于学忠对此严正回应，对每次日本的军事挑衅都做出坚决的军事回应。甚至在一次日军城内阅兵时，于学忠命令士兵绑满炸药，准备与日军同归于尽，最终迫使日军撤退。 于学忠的立场引发了日方的多次刺杀企图，但均未成功。1935年，日本军方利用发生在天津的暗杀事件为借口，施压何应钦，要求迁移河北省政府并罢免于学忠。于学忠坚持主权立场，反对迁移，他认为这关乎中国的尊严和独立。 在热河失陷后的政治动荡中，张学良被迫出国，他将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于学忠。这一决定在军内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人担忧于学忠作为非东北本土将领，可能难以稳固军心。然而，张学良坚信于学忠是东北军中最为可靠的人选。 事实证明，这一信任并非没有道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于学忠作为甘肃省主席，支持了张学良的行动，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东北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甘肃，于学忠的行为表明了他对于抗日的坚定立场。他支持红军的行动，并在关键时刻采取了解除朱绍良卫队武装的决策，释放了被关押的红军战士。这一系列行动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积极响应，周恩来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张学良在被扣押期间，于学忠在维持东北军的稳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团结各派爱国将领，避免了更大的内部冲突。 于学忠与中共的关系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1936年他的任命为甘肃省主席后，他支持了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并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38年，他在苏鲁战区的领导下，积极响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战略思想，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深入。 在军事方面，于学忠直接指挥的51军在抗日战场上表现出色。在淮河战役中，51军承受了巨大的伤亡，但成功地击退了日军，并巩固了防线。此外，于学忠还亲自参与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等重大战役，他的勇敢和军事才能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在1943年的鲁南大扫荡期间，于学忠不幸中弹，肩部中了五发子弹，伤势严重。此时，蒋介石以休养治疗为理由，将他从苏鲁战区调出，并很快取消了该战区的番号。 于学忠随后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标志着他与军旅生涯的暂别，也意味着他失去了实际的指挥权。 与此同时，于学忠在个人关系方面极为看重对友情的维护，尤其是与张学良的深厚友谊。张学良被扣押期间，于学忠一直为其保管战马，信守承诺等待他的归来。 由于政治局势的敏感，于学忠未曾公开反对蒋介石，他担忧这样做可能会给张学良带来生命上的威胁。长期以来，保持东北军的战斗力成为他的战略重心，目的是为了在政治博弈中保住张学良的安全。 到了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推进南下，蒋介石提出邀请于学忠前往台湾继续抗战，但他坚决拒绝。选择避世隐居于四川的乡村，于学忠在当地不仅分发武器给村民自卫，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打溃败逃兵、不打不抢不烧的村民、不侵犯妇女。 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的秩序安宁。当解放军进驻四川时，于学忠亲自出面欢迎，并以宰杀猪只的方式表达对先锋队的敬意。 进入新中国时期，周恩来派飞机将他接至北京，于学忠随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在河北省担任过多个要职，包括人民政府委员、体育委员会主任以及全国人大代表。于学忠的一生于1964年9月22日在北京画上句号，享年75岁。 参考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写. 国民党将领传略[M].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