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在黎川拉开了第五次围剿，红军不战而退放弃黎川，令国家无比震怒，就在丢失黎川的消息送达中央的同一天，一位特殊人物的带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据了解，李德是德国人，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识渊博，他被共产国际委派到红军，很快就成了最高军事决策“三人团”中的一员。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传奇的开端，然而，结局却并非如此，他最终以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身份，黯然退出了中国的革命舞台。 1933年，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来到中国，那时中国的革命正处在艰难时期，共产国际派他来当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希望他的军事经验能帮助红军改变战局。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王明、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急需一个“洋钦差”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而李德，这个“西方街垒战专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似乎完美符合了他们的需求，李德的到来让红军领导人都很敬重。 毕竟，他来自军事强国德国，又在苏联顶尖军事学府深造，还代表着共产国际——这三重光环，足以让人对其军事才能产生无限遐想。 然而，现实很快打破了这种幻想，李德的军事指挥，充满了呆板的教条主义，他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那套，根本不考虑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 更糟糕的是，他固执己见，听不进中国同志的正确建议，对中国国情也缺乏了解，这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根据地大量丢失，最终被迫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其实，李德来中国并非完全没有情报工作任务，在上海时期，他就通过与博古、洛甫的接触，搜集一些军事情报。 然而，由于语言不通、对中国国情不熟悉，他的情报工作并不顺利，随着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他失去了主要的情报来源，工作更加困难。 这时候，苏区总参谋部派来了弗雷德接替他的情报工作，李德也就顺势接受了军事顾问的职位，其中，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指出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红军损失惨重，长征初期就折损过半。 面对指责，李德解释说他只是个顾问，没有决策的权力，周恩来也严肃地指出了李德的错误，他提到，李德的错误决策使得红军失去了绝大部分党员和战士，主要根据地也几乎全丢。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也足以说明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最终还是“和稀泥”，没有对李德进行真正的处理，理由是决策权在中国方面。 遵义会议后，李德的作风和形象逐渐好转，毛主席重新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一系列精彩的战役，例如四渡赤水，让曾经反对他的李德也逐渐心悦诚服。 在张国焘分裂红军时，李德甚至与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发生冲突，保护了毛主席，这些举动，多少挽回了一些他在红军中的形象。 1939年，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李德也搭乘同一架飞机返回莫斯科，这并非简单的“回国”，而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审查”。 共产国际已经收到了中国同志对李德的评价，正在审查他在中国的工作表现，同行的还有刘亚楼将军。 这位“雷公爷”脾气挺冲，当场就批评了李德，一点没给他留面子，他说李德的军事能力不行，连红军的小干部都不如。 刘亚楼的批评像连珠炮一样，说得李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尽管刘亚楼的批评主要基于个人情感，但周恩来的陈述则更具分量。 周恩来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李德的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这才是真正让李德感到害怕的，但最终共产国际还是没有对李德进行实质性的处理。 可以说，李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来中国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但他的教条主义、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以及固执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他的“顾问式”迷航。 他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但也有些许正面作用，在红军后期，他认可了毛主席的领导，并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 李德的故事也展现了历史的复杂多面，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用“好”或“坏”这样简单的词语，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客观地看待他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影响。 李德的错误，固然应该批判，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做出的努力，李德最终脱离了军界，成为一名教书匠，靠写书出版获得收入。 他晚年在东德去世，带着他充满争议的历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一生，或许可以概括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迷失，一场革命的“顾问式”迷航。 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至关重要，教条主义和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信息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2022.11.16李德的苏军战略情报军官身份为什么长期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