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战役打赢了三次，为什么第四次长沙战役惨败？其实道理很简单，前三次长沙战役，日军兵力基本都在6万人-8万人左右。薛岳的第9战区40万精锐主力还可以顶得住。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湘江两岸的宁静土地。 当时的长沙，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日本军队在此之前的快速进展，使其领导层膨胀了要在中国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野心，他们计划通过一个猛烈的突击来突破中国的防线，直接占领长沙，企图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中心。 为此，日本调集精锐部队，包括数个经验丰富的师团，他们的装备精良，步调一致，犹如一台精密的杀戮机器，自信满满地推进到长沙郊外。 但他们未能预见到的是，在薛岳将军的指挥下，中国方面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他的部署下，约40万国军兵力在长沙周围的关键点位构筑了坚固的防线，这些防线利用了湘江的天然地形优势，形成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防御壁垒。 此次战斗中，日军惨遭伏击，损失惨重，尸体堆积如山，长沙郊外的江水因此被染红。 中国军队的这一胜利，不仅击溃了日军的士气，更为中国人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展示了在逆境中争取胜利的决心和能力。 这场战斗之后，长沙城内的居民和守军更加团结，坚信只要人民群众和军队心手相连，就能抵御任何外来侵略。 而对于日本军队来说，这次会战成为了一次沉重的教训，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取得胜利的道路，远比预想中要艰难得多。 日本军队三次对长沙发起攻击都未能成功占领，这使他们决定进行第四次更为彻底的准备，再次向长沙发起进攻。 随着春天的落幕，1944年5月的天气逐渐转热，中国战场上的气氛也随之升温。 日本军队在畑俊六大将和山下中将的指挥下，开始在武汉三镇周边地区集结重兵，他们的行动既迅速又隐秘，各种军事物资与重装备在夜色的掩护下被调往前线，准备发起新一轮的攻势。 此时的薛岳，国民党第九战区的司令官，正坐镇长沙，他的司令部里堆满了各种来自前线的情报和电报。 情报中明确显示日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兵力调动，甚至有地下抗日力量潜伏人员传回的细节描述，日军似乎要对长沙和衡阳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击。 但薛岳对这些警告视而不见，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之前三次保卫长沙胜利的自豪和满足。 在他宽敞的办公室中，薛岳面对着一张巨大的作战地图，指挥棒不时指向长沙周围的各个关键点，他对参谋们说：“日军此前三次未能攻破长沙，他们的伤亡惨重，这次不过是虚张声势，试图在心理上压倒我们而已。” 5月27日清晨，天刚微亮，长沙城外的气氛已异常紧张。 夏季的潮湿带来了雾气，为日军的进攻提供了掩护，在这种不利的能见度下，日军开始了他们精心策划的突袭，士兵们低声交谈，步枪和炮弹的响声在不远处开始回荡，预示着战事的即刻爆发。 与此同时，薛岳正在长沙的司令部内进行最后的战前准备。 当接到日军开始全面进攻的报告时，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这比他预期的要早。 在混乱和急迫中，薛岳做出了撤退至耒阳的决定，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后方指挥中心。 在紧急撤离的混乱中，他未能明确安排长沙守军的临时指挥权，这个疏忽成为了一场悲剧的伏笔。 当薛岳的车队急匆匆地向耒阳行进时，长沙城内的守军陷入了无头的恐慌。 张德能作为第四军军长，试图稳定局势，但缺乏明确的命令和协调，使得他的努力显得力不从心，城内不同部门的将领在战略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一些认为应该坚守城墙，而另一些则主张保持机动，随时准备突破包围。 正如日军所预料的，他们不仅在战术上占了优势，还利用了长沙守军的混乱状态。 日军的主力迂回至城北，轻易绕过了主防线，直接威胁到长沙的后方。 此时，长沙城内的主力守军还在原地，他们未能及时调整防御重点，岳麓山的薄弱防线很快被日军突破。 日军炮火开始向城内密集射击，每一轮炮击都让长沙的城墙颤抖。 随着岳麓山防线的崩溃，日军得以从高地对城内进行炮击，长沙城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在这种压力之下，张德能与其他将领的紧张关系到了临界点，他们的通信中断，协调失序，各自为战的局面让长沙的防御更加困难。 他们不仅攻占了岳麓山，还迅速向城墙发起猛烈进攻，使用梯队战术，一波接一波地冲击国军的防线。 日军的坦克和重炮开始向城墙轰炸，巨大的爆炸声在城内回荡，砖石与瓦砾如雨后春笋般飞溅。 张德能在城墙上来回奔走，试图稳固士气，但他的眼中透露出深深的无助和焦虑。 随着日军的不断推进，国军的防线开始出现裂痕，士兵们在恐惧和疲惫中开始后撤，阵地一点点被夺走。 最终，在激烈的战斗和连续的炮击下，长沙城的防御线完全崩溃。 日军从多个方向突破城墙，国军守军节节败退，当城门被日军冲破，大批日军涌入城中时，长沙的命运已成定局。 城内的抵抗迅速瓦解，张德能无法再组织有效防御，只能目睹长沙沦陷的一幕。 长沙的陷落对国民党军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直接导致了蒋介石对张德能的极刑处决，这一决定在国军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