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5岁的关露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命运的审判，那一天，中央的官员走进病房，怀着庄重的神情宣读了一份声势浩大的平反文件，“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话音未落，泪水便夺眶而出，关露感受到了久违的解脱与喜悦。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恰在不久之后，她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信息来源：2009年08月20日 中国新闻网 —— “红色间谍”关露之死：43年的汉奸骂名终昭雪）   1982年，北京的初春乍暖还寒。   一位75岁的老人，在香山一间逼仄的十平米小屋里，静静等待着命运的最终判决。   受两年脑血栓的困扰，她的行动变得不便，只有身旁的一个塑料玩偶陪伴着她。   她叫关露，曾是民国时期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也是潜伏在黑暗中的无名英雄。   43年“汉奸”的骂名，如同附骨之疽，啃噬着她的人生。   这份迟来的平反，是她最后的期盼。   关露，其实她的真实名字叫胡寿楣，1907年那会儿，她降生在了山西这地方。   父亲早逝，母亲徐绣枫独自抚养她和妹妹胡绣枫（原名胡寿华）。   母亲思想开明，鼓励女儿独立自主。   在母亲的熏陶下，关露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和坚韧的性格。   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在1923年那会儿，母亲离开了她们，她和妹妹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最后二姨收留了她们，然而二姨试图包办她们的婚姻，关露毅然带着妹妹逃离，前往上海投奔亲友。   在上海那地儿，关露得着刘道衡两口子的帮衬，跨进了大学的大门，埋头学法律，学着学着，她又跑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那边儿，继续深造去了，换了个专业继续啃书本。   这么一来，关露的学识如同上海的黄浦江，越积越深，越流越广，在刘道衡夫妇的给力支持下，她不仅法律门道摸了个七八分，还转战文坛，南京中央大学成了她文法双修的宝地。   1931年那会儿，关露回到了上海，她觉得是时候发挥自己的才华了，于是就开始搞起了文学创作。   在妹妹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以笔为武器，投身革命洪流。   她创作的电影歌曲《春天里》红遍大江南北，“民族之妻”的称号不胫而走。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关露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剧变。   她接受了党的秘密任务，前往香港与廖承志接头，随后潜入上海滩最危险的地方——汪伪76号特工总部。   这个事儿超级危险，一旦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简直就是一脚踏进鬼门关的节奏。   关露跟76号大佬李士群的夫人叶吉卿是老交情了，这层关系啊，就像是她的潜伏神助攻，两个人熟络得很，关露也因此能在敌营里如鱼得水，这份友谊就像是一把隐形的钥匙，帮她在复杂的情报战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她以找工作为由接近李士群，获取情报。   关露巧妙地周旋于日伪高层之间，源源不断地将情报输送给新四军。   在76号，关露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监视，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知道外头都说她是“汉奸”，可这话冤枉她了，她却没法儿开口辩白，只能默默承受。   她与李士群、叶吉卿的交往，在不知情者眼中成了“勾结汉奸”的铁证。   1941年，李士群向关露摊牌，并表达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意愿。   关露这姑娘脑子转得快，立马就撮合了李士群和潘汉年两人碰头见面。   李士群开始为新四军提供情报，掩护地下党员，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关露渴望回到解放区，与恋人王炳南团聚。   然而，等待她的却是审查和误解。   由于她曾在76号的工作经历，被怀疑是汉奸。   周围人的指责和鄙夷，让她精神几近崩溃。   更让她痛心的是，王炳南也因此与她断绝了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来到北京工作。   然而，命运的捉弄并未结束。   1955年的某天，潘汉年的事情一出来，牵扯到了关露，她也因此被请去协助调查，关了小黑屋，进行了一系列的问询和审查，这件事来得突然，让人始料未及。   几年后，她再次因为历史问题入狱，在秦城监狱度过了漫长的八年。   1975年，当关露走出监狱大门，迎接她的已经是她68岁的生日了，岁月不饶人，她在囹圄中的年华，如同流水般逝去，留下的只有更加沧桑的面容和经历。   两次入狱的经历彻底摧毁了她的身心健康，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和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   但她从未放弃为自己正名，她一遍遍地写申诉材料，希望能洗刷“汉奸”的污名。   1982年3月，中央终于对关露做出了平反决定，恢复了她的名誉。   43年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然而，这迟来的正义并没有给关露带来解脱。   在那年的冬天，十二月的寒风中，她选择了一个宁静的夜晚，在自己熟悉的小屋里，吞下了那些沉甸甸的药片。   就这样，一个经历了太多风雨的灵魂，最终选择了自己的归宿，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故事，就像一首悲壮的歌，虽然充满了波折，但也在最深沉的音符中，找到了最终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