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以后，饶簌石的老婆陆璀被关进了秦城，一直待了八年。到了1978年，陆璀重新出来工作，当上了对外友好协会的副会长，一直到1994年才正式退休。 陆璀早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她成为了“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该运动后，尽管遭到清华大学的开除，陆璀未曾退缩。 1936年，陆璀代表中国青年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在会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言，向世界传达了中国青年的坚定抗日立场。 1938年，陆璀前往欧美国家如法国、英国和美国，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抗日事业。 她的足迹遍及欧洲大陆，甚至在法国巴黎的《救亡日报》担任编辑。 在法国期间，陆璀与饶漱石结缘并结婚。 两人后移居美国。 1939年，二人返回中国，加入华东局工作。 陆璀跟随新四军，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随后，解放战争期间，陆璀依旧活跃于政治前线，1947年，她再次出国，直到1949年才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陆璀主要从事妇女事务的工作。 然而，1952年，饶漱石升任中组部部长不久，便因政治原因遭到审查、逮捕。 陆璀得知丈夫“失踪”消息数月后，才从内部渠道获悉真相。 1955年，她也因丈夫问题被停职并入狱。 尽管最终未查出问题，1956年陆璀重获自由，并任北京东城区区委书记。 饶漱石的背景引人注目。 饶思诚，六岁丧母，八岁丧父。 之后由伯父饶静轩抚养。 他九岁起便读私塾，21岁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最后一批秀才。 随后，他被保送到江西优级师范学习，并进一步前往南京两江优级师范深造。 学成归乡后，1912年，饶思诚被任命为临川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校长。 他的教育生涯还包括在省立师范担任英语教员。 解放后，他在江西省政府担任副主席，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 1955年及1957年，饶思诚被选为江西省人民委员会的副省长。 饶思诚的长子，饶漱石早年在江西省立三师及上海大学接受教育。 大革命失败后，他前往英国、法国、苏联留学。 抗日战争期间，饶漱石与陆璀在法国工作期间结婚，并于1938年在巴黎迎来了女儿饶兰沁。 不久后，两人被派至美国工作，期间将女儿寄养于法国医院的附属婴儿所。 1942年，饶漱石与妻子陆璀回到中国，参与抗战。 陆璀此时已加入新四军工作。 1949年，陆璀从国际民主妇联退出，将女儿陆兰沁从法国接回中国。 她们刚抵达上海，就直接被安排到了中共华东局机关驻地，这里曾是国民党“励志社”的旧址。 尽管陆兰沁因陌生感而有些胆怯，但最终她鼓起勇气，主动拥抱了她的父亲。 尽管语言不通，饶兰沁只能通过母亲的翻译与父亲交流。 饶漱石亲自为女儿准备了汉语练习本，并耐心地教导她汉语的基本知识。 饶兰沁随后进入华东保育院小学部，开始了集体生活。 在学校，她不仅学习知识，还学习了缝纫、织毛衣等生活技能，积极融入同学中。 周末，她通常会被母亲接回家中，尽管饶漱石工作繁忙，但家庭的团聚时光依旧是他们珍贵的慰藉。 在这样的环境中，饶兰沁逐渐熟悉了父母的工作。 在1953年的一个秋日，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副秘书长。 随着这一新职务的开始，他和他的家人搬迁到了北京。 在这期间，他的女儿饶兰沁入读了北师大女附中。 饶兰沁每天除了学习还需要参与各种校园活动，她很少有机会与忙碌的父亲见面。 偶尔的家庭团聚时，饶漱石总是教导她要与人为善，勤俭持家。 然而，1954年2月，中共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饶漱石突然遭到激烈批评，并很快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饶兰沁由于学校的隔离和家人的保密策略，并未立即得知。 直至暑假期间，饶兰沁作为新加入的团员，与同学们一同前往公安部大礼堂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在会议中，她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父亲被指控为反动组织的一员。 不久后，她的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她无法回家，甚至不知道母亲的具体情况。 在这个危机时刻，中组部副部长张鼎丞冒着风险，将她接到自己家中，由他和他的女儿张九九共同照顾。 到了1955年，饶兰沁的母亲陆璀终于结束了隔离审查并恢复了工作。 不幸的是，饶漱石被正式开除党籍并逮捕入狱。 她宣布与父亲划清界限，并改随母姓，成为陆兰沁。 她的母亲与已故政治领导任弼时的秘书朱子奇再婚，陆兰沁也在1965年嫁给了一名海军军官。 饶漱石曾被安置于一农场中生活，但随着动荡时期，他不幸再次被收监入狱。 同期，他的前妻陆璀亦难逃隔离审查的命运。 陆兰沁遭受审查到被下放至干校劳动。 2001年，陆璀为饶漱石申诉，寻求平反，但2004年上级机构的答复维持了原判。 2011年，饶漱石的故乡抚州举行了其铜像的揭幕仪式。 参考文献：[1]梅北云,虞文清.抗战时期湖州女杰陆璀的爱国活动研究[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44(5):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