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画大师张大千携新欢新欢徐雯波抵达台湾省台北市，这一走，他再也未能回到故国家园！ 1949年，随着国民党即将撤往台湾，张大千只能获得三张机票。 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带上当时的妻子徐雯波，徐雯波出于对自己选择的内疚，决定放弃自己尚未满周岁的儿子张心健，而选择带上前妻黄凝素的女儿。 张心健在幼年就失去了母亲的抚养。 张大千留在大陆的张心健，最初被托付给了一名裱画匠。 裱画匠的生意日渐衰败，他将张心健送给张大千的原配，曾夫人。 尽管曾夫人对张大千没有感情，但她出于同情，接纳了张心健。 张心健被接到曾家后，与曾夫人的女儿张心庆相依为命。 两姐弟相互支持，然而，张心健身上的标签始终让他受到歧视。 长期的社会压力最终导致他患上抑郁症。 张心健的情绪逐渐恶化，当被揭露其父为张大千后，他失去了工作，随后女友也因不堪重负离他而去。 他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张大千在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原计划与青梅竹马的谢舜华成婚。 然而，谢舜华不幸病逝，张大千甚至一度于上海的寺庙出家，取法号为“大千”。 由于家族传承压力，张最终还俗，并迎娶了曾夫人。 此后，尽管他对曾夫人并无太多情感，黄凝素成为了他的伴侣，两人共育有八名子女。 1935年，张大千娶了比自己小18岁的杨宛君，自此，曾夫人主持家务，黄凝素负责养育子女，而杨宛君伴随张在各地写生。 那时，张大千的名声已远播，吸引了自幼仰慕其画作的徐雯波。 他前往台北的诱因有很多。 张大千虽与国民党的高层如于右任、张群有过艺术层面的交流，但并未深陷政治漩涡。 同时，他对共产党也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在1949年初，曾应何香凝的请求为毛泽东画了荷花。 在成都解放前夕，张大千的离开还有对新政权可能实行的政策的担忧。 共产党的供给制可能限制了他的画作市场，这卖画为生的张大千来说是一个实际的经济问题。 此外，尽管受到了徐悲鸿的邀请，并被承诺以丰厚的供给待遇，张大千还是考虑到自己一大家子的生计。 张大千选择在1949年12月搭乘由张群批准的军用飞机离开成都。 在此后的岁月中，张大千未曾停歇，他的足迹遍布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及美国，最终定居台北。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高层领导多次表示希望张大千回国， 此外，周恩来在得知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后，亲自介入。 中国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在恢复和发展农工业生产。 那时，公私合营还未全面推行，大多数人遵循供给制，薪水微薄。 在这种环境下，艺术品收藏市场几乎停滞不前，大多数画家不得不转向绘制连环画、年画或从事广告设计。 1956年，张仃作为装帧设计家随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赴法参展后，又受文化部之邀，加入文化代表团，与作家李霁野、画家王雪涛等一行前往欧洲。 第一次会面在赵无极家中，张仃邀请了常玉、潘玉良及张大千三位画家，交流海内外的艺术状况。 在这次交流中，常玉表达了想回国的愿望，但担忧国内缺乏合适的工作机会； 潘玉良虽然也有回国的意向； 而张大千则明确表示无意回国。 第二次会面是在一家华人餐馆举办的小型艺术家宴会，由副团长冀朝鼎主持，他向在场的艺术家们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进展。 1981年，谢稚柳谈及张大千的归国问题时提到，尽管他希望张大千能回国，但从不劝其回归。 他解释道，张大千的性格自由散漫，花费昂贵，这在当时的中国难以为继。 此外，张大千不适合担任需要频繁开会。 张大千在印度大吉岭居住期间，曾收到齐白石通过香港友人转交的一封信。 齐白石希望通过张大千在海外售卖两幅画作，解燃眉之急。 对此，张大千敏感地感受到了国内艺术市场的萧条。 此外，张大千需要负担起照顾包括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在内的大家庭的重任。 在海外定居后，张大千每月定时寄钱回家。 1963年，在画家叶浅予的协助下，张心瑞与女儿莲莲终于能够前往南美与张大千团聚。 这次团聚在香港的一个轮渡上进行，张大千在南美的生活虽然远离故土，但他始终心系家人。 1964年是张心瑞和她的女儿莲莲生活在八德园的最后一年。 当年，张大千的女儿张心瑞由于政策限制，必须返回中国大陆。 她的父亲，极力希望至少留下孙女莲莲陪伴在侧。 在这段时期，张大千创作了多幅画作，送给家人。 其中一幅名为《雀石图》的作品，张大千用来逗乐他的外孙女莲莲。 参考文献：[1]邓育林,侯汝军.张大千晚年泼墨泼彩作品的当代性因素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0(17):54-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