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樊锦诗分娩前1个月，向领导请假去武汉生孩子，没想到被拒绝：“哪里不能生？”樊锦诗又气又羞。领导不但不批假，还安排她去收棉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生了孩子，可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 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与文化保护领域的杰出人物。作为中共党员，她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担任代表，并连续担任第八届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展现出深厚的政治素养与学术造诣。她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并担任《敦煌研究》期刊的主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之一，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 樊锦诗的学术之路始于1958年，当她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时，正值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校期间，她表现出对古代文明的浓厚兴趣和卓越的研究能力。 1963年的盛夏，阳光洒满了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学校园。身着学士服的樊锦诗和她的恋人彭金章并肩而立，眺望着湖面上粼粼的波光。 毕业分配，这对恋人未能如愿以偿地留在一起。樊锦诗被分配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而彭金章则要远赴千里之外的武汉大学执教。分别在即，两人相拥而泣，许下了山盟海誓。 1968年，樊锦诗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当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时，她欣喜万分。她盼望着能回武汉与丈夫团聚，给孩子一个温馨的家。怀孕到预产期只剩一个月时，樊锦诗向单位领导提出请假回武汉生产的申请，却遭到了斩钉截铁的拒绝。领导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呵斥道，哪里不能生孩子，为何一定要回武汉。樊锦诗惊愕之余，羞愧难当，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却强忍着没有流下来。 更让樊锦诗难以接受的是，领导非但没有批准她的请假申请，反而安排她到农村参加棉花采摘的劳动。 沉甸甸的棉桃，低矮的棉株，对于身怀六甲的樊锦诗来说，无异于一场苦役。一天辛劳下来，她疲惫不堪，全身酸痛。回到单位后，剧烈的阵痛袭来，她蜷缩在地上，发现自己流血了。同事紧急将她送往医院，所幸孩子在医院平安降生。 当彭金章接到妻子生产的电报时，惊喜之余也倍感焦虑。他火速收拾好给母子准备的衣物、奶粉等必需品，挑起沉重的担子，坐上了开往敦煌的火车。后来，彭金章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他毅然放弃了武大的工作，申请调到了敦煌。自此，这个学术伉俪终于在大漠团聚，再没有分开。 1977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肩负起更为重要的科研与管理职责。1984年8月，她晋升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进一步扩大了她在考古与文化保护领域的影响力。 在敦煌的岁月里，樊锦诗全身心投入到石窟考古与保护工作中。她不仅参与了多项关键的考古发掘任务，还在石窟保护技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与实践。她领导的团队在艰苦的环境中，不畏艰险，克服了种种困难，确保了敦煌莫高窟这一瑰宝得以保存与传承。她对石窟艺术的细致研究和系统整理，使得敦煌的艺术价值与学术意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传播。 1992年，樊锦诗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对她长期以来在考古与文化保护领域卓越贡献的高度认可。1998年4月，她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全面负责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与管理工作。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还积极推动“数字敦煌”工程的建设，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石窟艺术的数字化保存与展示，极大地提升了敦煌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樊锦诗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她长期从事石窟考古、石窟保护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并主编了大量大型丛书和图书。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的考古学理论体系，也为世界了解敦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024年，她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 她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更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行动中。作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积极推动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的法制化管理，确保这一世界遗产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她倡导并参与了“数字敦煌”工程，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将敦煌石窟的艺术和文化成果进行数字化保存，使其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 樊锦诗的努力与成就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评价。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肯定了她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探索与创新。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她“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同月，她还被评为“最美奋斗者”，进一步彰显了她在国家文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与无私奉献。2020年5月，樊锦诗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进一步肯定了她在科学研究与文化保护方面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