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前期中国和德国的关系仍是密切的，但日本一直在催促和要求德国不支持中国。这引起了国民党方面高度警觉，为更详细了解德国国内对华态度，又不引起德方猜疑，军统以化名“江汉清”名义与在德国的赵龙文、唐纵联系，让他们分别对德国政界和军方人士了解， 他们分别从个人工作交际熟人行动下手，以及注意德国执政国社党报纸口风，大量引用日本叫嚷理论变化。 德国面临着支付一战遗留下的巨额战争赔款压力，急于通过对发动战争来摆脱， 在这过程中，对中国态度德国内部也是发生了许多争议，德国将军们个人的立场思想与政府观念是不同的，他们中不少人同中国一些将军的私下关系非常友好，他们认为在反共政治立场上，中国国民党军队与德国目标是一致的。 此时的德国如果不赶快发动对外战争的话，就面临着国家破产的边缘。但如果没有日本的响应的话，德国单独作战同样不可能取得胜利。德国首先需要从远东攻击苏联，只有日本具有这个实力！ 8月21日，德国国社党报纸大量刊登引用日本言论。 8月23日，德国各种报纸全面刊登，日本宣扬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和解，是国民党向共产党妥协。甚至还有文章回顾上一世纪英国大使会见乾隆时，被要求行下跪礼受到的屈辱，来暗指当前中德关系。 同一天，德国防部宣布拒绝接受中国派到德国学习坦克防御炮及战术学生，正在德国工兵学校学习的王化兴也接到中止学习通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的态度发生的逐渐发生了转变，是德国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的， 虽然德国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战略物资，特别是钨矿等战略物产资源，但日本把中国和苏联视为对其殖民地朝鲜的威胁，朝鲜地理上又具有威胁到日本列岛战略意义，同时日本资资源匮乏,需要从中国获取矿产资源，而国民极度贫困，需采取向中国大陆移民的方针。尽管，日本在东北已经实现了满洲国的建立，并且还签订的日满协议，日本驻满洲的陆军最高司令官也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同时也是满州国的国防军司令官。 日本针对苏联军事准备，首先从武器装备的工业建设开始，日本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专门设立了企划厅，在十月又改为企划院，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份开始执行到一九四一年，主要是在满州国内的产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份已经进入了实施， 尽管在一九三五年六月梅津和何应钦俩人以及土肥圆和秦德纯的都签订了协议，并在华北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关东军已经越过了长城，这进一步激发中国抗日决心，日本扬言中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再也无法调整了。 针对苏联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本与德国签订的共同防共协议，是日本和德国任何一国，在受到苏联的攻击时另外一方不得向苏联提供任何有利的帮助。实际上就是两国从东西两侧分别对苏联进行对峙。 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后一直在挑拨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并一再请求 德国与中国断交，特别是从中国撤出军事顾问团，但首先遭到了德国的国防部的拒绝。 但引起态度转变影响很大的是，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一事上，日本对德国断言声称，未来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必将走向变成共产党天下。 而在6月前后，苏联内部的肃反，杀害相当一批军官和将军，在整个西欧影响非常大，当时世界各国的报纸所反映的情况是只有德国和日本政府办的报纸叫好。 因此德国中上层军官思想开始发生巨大转变。 他们看到 在中日两国选边，帮助中国来对抗日本侵略是不划算的，德国从一战结束到准备二战开始之前，花了二十多年，才初步恢复经济情况，但早在一战前德国已具备工业生产体系，人口素质高。 而中国是落后农业国，完全没有任何工业底子，更关键人口多，但大多是文盲，识字文化人还都是搞文科的，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任何交通工具，地大又交通不畅，各地经济差别悬殊，因此，要搞经济赶上德国，必须要从基础人材教育，到技术人才培养再进入建设……分阶段进行，至少不低于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