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外漂泊了十五年的陈昌浩终于返回了祖国,可眼前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妻子已经成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儿子也成了新中国汽车工业领域的栋梁。 1952年，陈昌浩踏上归途那点事儿 1952年，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一切都像新生儿般等待着呵护与成长。大伙儿正忙着给这新家园添砖加瓦，建设得不亦乐乎。那是一个既做梦又脚踏实地的年代，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希望嘛，你说它有它就有，你说它无它也无。这就跟地上的路似的；原本光秃秃一片，走的人一多，嘿，路也就出来了。”正是在这股子热气腾腾的氛围中，好些个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心里头那股子思乡劲儿，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纷纷打点行囊，朝着祖国的方向飞奔而来，准备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里大干一场。陈昌浩，那可是个有意思的家伙。1927年，二十一岁的小青年，一拍大腿，跟怀孕的媳妇张琴秋说了声“再见”，自个儿就奔莫斯科留学去了。走之前，还给肚里的娃起了个名儿，叫“洋生”，意思是这小子是在老爸漂洋过海时蹦出来的。1930年，陈昌浩学成归来，一瞅，嘿，眼前站了个陌生小子，陈祖涛，自己的亲骨肉！ 陈昌浩这人，党内爬得挺快，可有时候脑袋一热，就跟着张国焘搞起了军事冒险，结果呢，摔个大跟头。1937年，他因为战乱落下的胃病，又跑苏联治病去了。本想溜一圈儿就回来，哪成想，德国人不按套路出牌，突然给苏联来了个措手不及，陈昌浩这一躲，就跟祖国玩起了失踪，整整十五年！ 这十五年，张琴秋在国内可没少忙活，还带着俩孩子。为了让陈祖涛远离战火，她干脆把儿子打发到苏联学汽车制造。这小子，争气得很，成绩好得苏联政府都给他掏腰包，最后还整了个工程学博士的头衔。1945年，三十岁的陈祖涛风光回国，一回来就当上了重工业部机械工程局副局长，还参与建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 至于陈昌浩，在苏联那过得叫一个与世隔绝。1941年，德军一来，他就被苏联政府打发到偏远小城的采石场干活儿，胃病也跟着凑热闹，又犯了。后来，他干脆加入了苏联军队，在东线前线跟德军玩命。1943年，这才算又捡回一条命，好好治了治病。战后，他满世界找回国的路，信写了一封又一封，表达着回家的渴望，可就像石沉大海，连个泡儿都没冒。1952年，66岁的陈昌浩，像一叶久泊他乡的扁舟，终于靠回了祖国的岸。一脚踏出火车站，他愣住了，眼前这片土地，既亲切又陌生，恍如隔世。老战友们围了上来，他泪眼婆娑地挨个儿拥抱，心里想着儿时的小道消息、老槐树下的秘密，可眼前的景致，愣是一点儿也对不上号。街道、房屋、树木，一个个都像老朋友般向他点头，却又都诉说着岁月的秘密。 安顿下来，头一件事，陈昌浩得去见见张琴秋。15年了，这位当年的红颜知己，如今已是纺织工业部的二把手，官儿可不小。一见陈昌浩满头白发，张琴秋心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陈昌浩也是百感交集，嗓子眼里像堵了块石头，半晌才挤出句道歉，那话里头的愧疚和思念，比什么都重。张琴秋呢，先是愣了愣，然后眼眶就红了，可嘴里啥也没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悠悠开口：“不容易，你的难处我懂，平安回来就好，其他的，都过去了。”这一番话，就像春日里的暖阳，一下子就把陈昌浩的心给焐热了。 几天以后，陈昌浩总算是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眼前的这个大个子，一脸坚毅，跟自己记忆里那个软糯的小家伙完全对不上号。陈昌浩心里明白，这就是陈祖涛，那个自己缺席了成长过程的儿子。父爱如山，一下子就把他的心填满了。他强忍着泪，伸出颤巍巍的手，轻轻摸了摸儿子的脸。“爸，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陈祖涛也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把抓住陈昌浩的手，俩人的心，就这样隔了15年的光阴，又重新紧紧连在了一起。两人在一番长聊之后，那层陌生和隔阂就像是融化的冰淇淋，渐渐没了踪影。陈昌浩瞅着儿子在汽车制造界混得风生水起，心里头那股子骄傲劲儿，比吃了蜜还甜。他拍着陈祖涛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子，咱得在技术革新上再加把劲儿，给咱国家的汽车工业添把火。”陈祖涛一听这话，立马挺直了腰板，一脸认真地回道：“爸，您放心，您的期望就是我的动力，我一定好好干，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