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廷芳的治理下，民国时期河南南阳内乡等县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有人因偷萝卜被枪毙，他的女婿因偷西瓜也被枪毙，甚至枪毙私掰玉米穗的孩童，别廷芳认为“从小学偷长大了能好？”。

在河南南阳，有一位名叫别廷芳的民国时期县长，他以强硬的手段和铁腕的政策，治理着内乡等县。 别廷芳为人粗暴狠厉，秉持着＂治乱世，用重典＂的理念，在他的辖区内推行严厉的法令和禁规。 他禁止民众抽纸烟，禁止穿着绸缎等华丽的衣物，违者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割鼻剪耳。别廷芳的苛政让百姓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无论男女老少，见到别廷芳都恭恭敬敬地打招呼。 西瓜在豫西地区盛产，但偷瓜盗果之风曾经很盛。 农户们苦不堪言。别廷芳下令＂偷瓜者死＂，曾将自己的女婿也处决在法令之下。 当时女婿口渴途中，摘了瓜农的一个西瓜解渴，别廷芳听闻此事，不顾女儿的哀求，亲手将女婿推向刑场。 社会治安的好转得益于别廷芳在基础设施上的建设。他大兴土木，在辖区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公路。路边树立着＂雨后铺沙，雪后扫雪＂的木牌。风雨雪后，各户百姓都会主动出来养护公路。汽车、牛车各行其道，秩序井然。据传如牛车误入汽车道，别廷芳就要砍掉牛的四蹄。公路之完备，在当时的陕、晋、甘、青地区也是少见的。 别廷芳在内乡兴办教育，开设学校。他发动民众挖渠筑堤，保护耕地，发展农业生产。他还创办了一批现代化工厂，如电灯公司、酿酒公司、织绸公司、玻璃厂等，极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别廷芳简朴甚至有些清苦的生活。铁面无私的他与民众同甘共苦，这一点鲜为人知。 在教育领域，别廷芳采取了独特而务实的策略。他严格禁止青年前往外地求学，主张在本地广设学校，旨在培养能够为地方自治和其统治服务的人才。这一政策背后，反映了别廷芳对地方治理自主性的重视，以及对外来文化和思想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的警惕。他制定的教学原则，既包括传统的五经四书，也注重实用的生产技术知识，如植树和种田。这种教育方针既保留了文化的传承，又注重提升农民的实际生产能力，体现了教育的实用性与文化性的结合。 别廷芳创办的天宁寺宛西乡村师范学校，专门培养地方自治的基层骨干。许多区长、保长和联保主任都是该校的毕业生，这不仅确保了地方管理层具备必要的教育和管理能力，也巩固了别廷芳在地方的统治基础。除此之外，他还利用祠堂和庙宇等传统社会机构，在各区设立初级和高级小学。到1938年，别廷芳已在内乡及其属地各县共创办了235所小学，每个联保单位负责一所民众小学，极大地普及了基础教育。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民的扫盲教育，别廷芳组织编写并发放《民众课本》，并利用冬季的闲暇时间，在夜晚开展扫盲活动。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还有效地向他们灌输地方自治的思想，增强了地方居民对自治管理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这种教育模式，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对实用人才的需求，也为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经济建设方面，别廷芳同样展现出卓越的远见和执行力。他主张植树造林、治河改地，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 自1929年起，别廷芳邀请具有科学技术知识和丰富植桑经验的陈凤梧担任植树造林的指导者。每逢冬季，数以万计的民工被征召参与浚河挖渠、修堤筑坝、插柳植树等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湍河、默河、丁河、灌河等河岸新增河田和稻田约670多顷，造林数量达到8000万株，修筑了145道渠堤，最终建成了浇地五千余亩的石龙堰大渠。这些工程不仅显著提升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力，也有效地改善了水利条件，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为了实现经济多元化，别廷芳还创办了水电、丝绸、玻璃、造纸、制锅、酿酒等工厂以及农具制造所。这些产业的建立，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技术支持。同时，别廷芳推行了禁止“大烟”（鸦片）、纸烟、洋靛、洋货和赌博的五大禁令，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金融体系的建设上，别廷芳于1928年开始发行“内乡县金融流通券”，建立了独立的地方金融体系。这种流通券在镇平、南阳、叶县乃至许昌等地广泛使用，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流通和发展。为了更好地掌握全县的经济命脉，1933年，别廷芳启动了土地丈量工程，制定了“稞石册”，清理田赋，整理契税，建立了完善的地方财政体系。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税收管理的效率，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持。 别廷芳为了宣传其“自治功绩”，积极请地方文人如陈凤梧、杨仪山等为其著书立说，歌颂其政绩，并以其名义出版了《治河改地》、《植树经验谈》、《农业浅说》和《地方自治》等小册子。这些书籍不仅在内乡及属地各县广泛传播，还派发给蒋介石及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旨在展示其治理成就，提升个人和地方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