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苏州望族潘祖年病重垂危。临终之际，他屏退左右，仅留 20 岁孙媳，厚颜对其言：“汝已守寡两载，实乃苦了你。然吾死后，汝切不可改嫁，吾有要事相托！”孙媳重重颔首。   苏州潘氏家族，作为晚清四大家族之一的“贵潘”，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无数财富和声望。这个家族的辉煌，与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左宗棠密不可分。在咸丰十年，左宗棠因政敌诬陷陷入困境，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三次冒死上书救左宗棠。   潘祖荫的勇气和忠诚最终感动了咸丰皇帝，使左宗棠得以幸免于难。为了感激潘祖荫的恩德，左宗棠将家族珍藏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两件稀世珍宝赠与潘家，作为谢意的象征。这两件西周时期的宝鼎，因铭文精致、历史悠久，成为了潘家最为珍贵的传家之宝。   潘家的繁荣延续了数代，但潘氏家族的兴衰并非一帆风顺。在19世纪末，潘祖荫去世后，家族继承者潘祖年面临将家族收藏转移回苏州的艰巨任务。青铜器、书画、古籍等珍贵文物装满了整整四船。   这个时期，潘家珍宝的声望也越发显赫，以至于被称为“天下三宝有其二”。潘家的财富与收藏使他们成为国内外收藏界关注的焦点，也埋下了未来潘家人的责任与重担。   1923年，潘家后人潘承镜迎娶了18岁的苏州姑娘丁达于。然而这段幸福并没有维持太久，潘承镜不幸早逝，新婚仅三个月，丁达于便成了寡妇。   随后，1925年潘祖年病重，他在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让孙媳妇丁达于守护家族的珍宝，尤其是那两尊意义重大的大盂鼎与大克鼎。在那个时局动荡、世道纷乱的年代，潘家需要一个坚韧的继承者来承担守护家族遗产的重任，而年仅20岁的丁达于便成了这位继承者。   面对接踵而至的困境与挑战，丁达于展现了无比的智慧和决心。在乱世中，形形色色的买家、骗子、乃至政府官员都意图从潘家手中获得这两件宝鼎。   尤其是直隶总督端方的强借之举，以及某国民党官员想将宝鼎展出于新建大楼的图谋，都对宝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丁达于通过巧妙应对和果断拒绝，成功地一次次挫败了觊觎者的阴谋。她的聪明才智和坚定守护，使得宝鼎在外敌内忧的重重险阻下依然安然无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州岌岌可危，丁达于为了保护家族珍宝，甚至亲自挖地坑将大盂鼎与大克鼎藏于地下。她亲手布置了一次精心的“埋宝”行动，避免宝鼎被侵略者发现。   即便是在日军侵入苏州、频频搜查潘家老宅时，丁达于的冷静与智慧依旧使宝鼎得以幸存，未遭劫掠。这些无价之宝在地下掩藏了近四年，终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战争的动荡岁月。1941年，由于箱体腐烂，她又及时将宝鼎挖出，藏于破旧杂物堆中，使之不为外人所知。   抗日战争结束后，潘家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1951年，丁达于决定将这两尊传家之宝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以确保它们能受到妥善的保护，也让更多的国人得以欣赏中华文明的瑰宝。   当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大盂鼎与大克鼎时，无不为其完好无损和历史价值而感到震撼与敬佩。为了表彰丁达于的爱国精神和无私贡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特别为她颁发了褒奖状，以褒扬她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守护精神。   然而，丁达于的奉献并没有止步于此。20世纪70年代，她又将家族珍藏的400多件古董无偿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尽管彼时潘家早已失去昔日的显赫，生活清贫，丁达于却仍坚守自己的信念：这些珍宝属于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家族的私有财产。即使博物馆在90年代为表彰她的壮举送来了10万元奖金，她也坚决予以拒绝，强调这些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公诸于世，而非谋取私利。   2007年，丁达于在102岁高龄时安详辞世，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她的名字，被永远铭刻在上海博物馆的捐赠人姓名墙上，继续守护着她用一生珍视的大盂鼎与大克鼎。   而这两件宝鼎，如今已成为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成为中华文明辉煌历史的见证者。丁达于以其无与伦比的坚韧和对国家文化遗产的忠诚，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让这些国之重器在岁月的长河中继续讲述着中华文明的伟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