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极度困难,李德却非要吃牛肉,黄开湘大怒:少在我面前装老子。 广昌自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占领该地以来,守卫广昌,实际上意味着保卫瑞金。 得知敌人正在集结兵力向广昌进攻后,红军总部迅速下达指令。 战斗一开始,敌军便炮火猛攻,战士们频频冲出战壕进行反击。 李德在敌人猛烈进攻下,他未能及时调动红军的战略部署,反而一味依赖简单的地图推算。 李德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但他对中国的地理、气候、以及战场环境的了解非常有限。 这种“纸上谈兵”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战术失误。 随着敌人步步紧逼,广昌最终未能守住。 红军在由于补给严重短缺,军高层决定实施战略转移。 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后人分析指出,除了敌军的强大攻势外,李德的指挥失误是导致战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年轻时参军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逃往苏联。 在苏联,他成为骑兵师的参谋长。 李德于1933年受命前往中国,加入中共领导的红军。 然而,李德并未充分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地理特点。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中共的围剿,中央政府决定将临时总部从上海迁往瑞金。 李德从上海经香港、汕头等地,辗转到达了瑞金。 此条路线长达3000公里,危险重重。 随着国民党政府切断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食盐、药品等物资的供应几乎被断绝。 国民党设立了重重检查站,沿途的居民和商人都被严格盘查。 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体貌特征显眼。 李德经过了精心策划,博古的弟弟秦邦礼在汕头开设了一家药店负责接应他进入苏区。 护送小队采取了高度分散的方式,每个交通员与其他人的联系都非常有限。 交通站点也各具特色:有的是家庭,有的是学校,有的是店铺,甚至有的站点是娱乐场所。 每两名队员都会分开行进,一前一后,前者主要负责侦查,后者则携带重要的文件。 前方一旦发现敌情,后方就会立刻变换路线。 在穿越敌占区的过程中,有一次,队伍在穿越田埂时遭遇了敌人巡逻队的盘查。 幸亏护送队员迅速转移到了一个偏僻的房屋中暂时隐藏。 护送小队只能选择一些人迹罕至的道路。 为了确保李德的安全,护送队避免任何人多的地方,避开有光亮和烟雾的地方,也不在有动物鸣叫的地方停留。 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李德逐渐感到体力不支,步伐变得越来越缓慢。 在这样的情况下,护送队员们用绳索将李德绑住,拉着他继续前进。 到了潮汕,他几乎两天两夜都没有敢出声,躺在一只狭窄的船舱内,直到船只开动,顺利向上游驶去。 在这一过程中每当船只停靠,船上就充满了粗鲁的问话。 李德终于在十多天后,成功抵达了苏区瑞金。在这里,红军对李德的身份做了严格保密。 在此期间,他虽多次强调自己只是顾问角色,且不具备指挥权,但他依然参与了红军的一些重要决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德的角色逐渐淡出领导层,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李德也逐步转向其他领域。 黄开湘自幼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艺,尤其是在使用斧头方面。他的母亲方尚香是方志敏的堂姑。 1926年,方志敏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借着做箍桶匠的掩护,秘密为方志敏筹划农协会的建立,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初春,他和方志敏一同出席了德兴县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途中却遭遇了敌人的围堵。 面对敌人质疑,他用斧头将敌人的团丁当场击毙,解救了方志敏等人。他随后被任命为县苏维埃军委主席。 1930年7月,红军攻占景德镇时,在敌人即将关闭城门时,他迅速用斧头卡住了城门的缝隙。 1933年春,黄开湘受邀前往中央苏区,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朱德看中他的英勇,送给他一把从张辉瓒手中缴获的左轮手枪。然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指挥失误,中央红军的物资供给陷入困境。 李德为了享受优待,要求总供给部优先保障自己的物资需求,黄开湘心生不满。 1935年5月,红军队伍在长征途中抵达大渡河,黄开湘和杨成武接受了军委的特殊指令,飞夺泸定桥。泸定桥横跨大渡河,桥面仅由13根铁索支撑。 黄开湘和杨成武从安顺场出发,红四团在敌人追击下,一路疾行。他们原定需要两天的行程,硬生生地将时间压缩到一天内完成。 黄开湘带领全团成员拼死努力,终于在24小时内抵达了泸定桥。黄开湘与杨成武带领红军战士冲锋陷阵,最终成功占领泸定桥。 然而,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黄开湘和杨成武在长时间的艰苦行军后,因身体透支而生病。 黄开湘的病情愈发严重,最终因伤寒而住进了军委卫生部。然而,在昏迷期间,黄开湘失去了生命。 遗憾的是,黄开湘的遗体至今未能找到。 参考文献:[1]周重礼,严朝咨.斧头将军黄开湘[J].档案时空,2008(1):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