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志愿军科长安靖荣与部队失联，他在敌后艰难转战100多天，还带回6个战士，谁知回归时，却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彭德怀对部队中的领导干部的批评并不频繁，尤其是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他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对待每一位领导干部的表现。然而，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夕，一次重大的伤亡事件引发了彭老总的强烈反应，这也成了他极为罕见地在会议上发火的一次。 这一事件的根源，正是志愿军180师的全军覆没。自志愿军进驻朝鲜战场以来，出现成建制部队全军覆没的情况并不多见，而180师几乎被全歼的惨重损失，令彭老总愤怒且深感痛心。为了追究责任，彭老总将该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召集到会议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据当时的记录，会议期间，直属军长甚至都没有敢落座，整个气氛异常凝重。 180师在战争初期按照作战计划，迅速向南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面对美军的进攻，180师顽强抵抗，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然而，随着战线的拉长，180师的侧翼逐渐暴露，美军的空中优势也愈加明显。由于美军掌握了制空权，频繁对志愿军的补给线进行轰炸，180师的后勤供应受到了极大影响，弹药和粮食的短缺使得部队面临极大的困境。 面对严峻的形势，180师曾组织了多次突围尝试，希望能够突破美军的包围。但由于美军的重重封锁，加上复杂的地形，部队伤亡惨重，建制被打乱，各种困难重重，这些突围行动大多未能成功。最终，180师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散突围，希望能增加生还的机会。 然而，在一些突围方向上，美军早已布下了密集的火力网。志愿军战士们虽然奋勇冲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通讯联络，各个突围小组之间难以协调作战，最终无法形成合力，纷纷被美军各个击破。战斗结束后，180师经历了惨重的损失。原本满编11300人的部队，最终只有约4000人成功归建，另有3000多人牺牲，3000多人被俘。 1951年，朝鲜战场硝烟弥漫。志愿军180师宣传科长安靖荣，在战火中奋勇前行。他用铿锵有力的言语，鼓舞着战士们的士气，大家视他为精神的支柱。然而，就在第五次战役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安靖荣陷入了困境。 志愿军180师遭到了敌军的疯狂围歼。四面楚歌，寡不敌众，形势万分危急。为了避免更多伤亡，上级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安靖荣和战友们在撤退的路上，又遇到了敌军的阻击。一番激战后，安靖荣发现，自己已经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风餐露宿，朝不保夕。安靖荣和战士们就这样在敌后艰难跋涉。尽管他们已经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但还是三次撞上了敌军的搜索部队。战士们浴血奋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十几个人，只剩下了7个还能站立的战士。 面对眼前的困局，安靖荣没有放弃。他看到，前方不远处就是一片山林，或许，那里可以成为他们的庇护所。于是，带着仅存的6名战友，安靖荣决定，要在这片山林里打游击，等待战局的变化。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就在大家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志愿军第六次战役打响了！安靖荣知道，这是他们重返战场的机会。他当即决定，要带领战友们去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谁曾想迎接他的却是5年的牢狱之灾。 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180师的部分官兵被安置在南京驻防，一部分士兵则转业复员。然而，许多人因为“180师”的历史背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连累，尤其是曾经被俘的战士们，他们的日子更是艰难。战争结束后，共有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返回祖国，他们被统一安置在辽宁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 在管理处，战俘们面临着严苛的审查与审视。按照当时的要求，他们必须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来对照自己，交代在战俘期间的所作所为。这种严格的审查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还包含了对他们心理的重压。例如，张城垣的处理意见中写着，“受敌严刑拷打较多，是否有失节行为，要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即使经历了敌军的极端折磨，他们依然被要求为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负责。 而当时作为180师的最高领导，吴成德则被定性为叛党、叛国，党籍和军籍都被开除，随后被分配到东北的农场，从事繁重的劳动。六千多名战俘的档案中，都加上了“特嫌”、“控制使用”等字眼，这使得他们一度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老兵们决定为自己正名，他们联合撰写了一本名为《历史的回音》的书，以此回击长期以来对180师的误解与偏见。 为了让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他们请来了薄一波为序，薄老在序言中提到，180师“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这样的话语为180师的历史争取了一份迟来的认可。然而，这份光荣与正义的呼声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接受。当1993年，张城垣等人将书稿递交给出版社时，对方以“事涉历史太过敏感”为由拒绝合作。尽管如此，老兵们并未放弃，他们自行筹集资金，印制了1000本《历史的回音》，并通过北京的战友将这本书送到军内高层。可是，书籍送出去之后，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反馈，仿佛这段历史依旧被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