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亮剑》中，赵刚提前晋升为副军级，引发了李云龙的强烈斥责。 赵刚从师政委调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本应是一个晋升的机会，他从原来的师级干部跃升为副军级干部。 然而，李云龙并非对赵刚的晋升感到嫉妒，但他对赵刚职务调动的失望，源于对“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的低估。 相较于前线的军事指挥官，后方的政治工作者虽然职级提升，但很难获得直接的战功。李云龙深知，能够带兵打仗、立功受奖的军事主官才有更大的晋升空间。 历史上，解方虽然担任了志愿军参谋长，但因一直未参与前线作战，最终仅获得了少将军衔。 李云龙眼中的赵刚，作为一名有才华的军官，如果留在前线，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赵刚知道，尽管政治工作不如前线指挥作战那么显赫，但这是一个必须承担的责任。 他依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他逐渐发现，这一职务的局限性确实让自己的晋升空间大大缩小。 政治部主任的工作多是后勤思想工作。 然而，赵刚并未就此停滞不前。 他获得了一项任务——前往敌军阵营策反，他从此获得了更高的重用。 他的职务逐步提升，最终成为了纵队的副政委、政委，并成为正军级干部。 李云龙的原型是王近山。 1943年，王近山带领他的部队正从山西长冶出发，保卫党中央及毛主席的安全，途中还需护送一些机关干部及其家属。 他清楚，越是临近延安，敌人越会加强对这一战略区域的控制。 他从不回避危险，甚至常常亲自冲锋陷阵。 10月21日，王近山和他的部队刚刚进入岗头村不久，便发现有日军部队从后方追击。 王近山决定停止前进，反而选择掉头向北。 这一决定立即让他的部下感到困惑，敌人正是从北方追来的。 王近山率领部队顺利避开了敌人的侦查，迅速摸进了敌军的侧翼。 到第二天，他们已经悄然接近了敌军司令部所在的临汾东北方向的韩略村。 出乎王近山意料的是，这里竟然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基地。 韩略村的中共党支部以及地方武装早已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扎根。 临汾是日军的驻地，而韩略村仅距离敌军司令部35里。 王近山清楚，一旦敌人发现他们的行踪，日军很可能会迅速调动部队进行反扑。 然而，王近山依然决定继续前进。 他们发现敌军并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 日军对这一片地区的警觉性不足，未能及时察觉到八路军的动向。 王近山所在的部队在韩略村休整期间，得知村民告诉他，附近的公路上，每天都有日军的军用卡车往返，运送军需物资，车上通常装载着弹药和其他物品。 王近山与团内的干部们决定借此机会进行一次伏击。 他们选择了韩略村附近一条两侧陡壁如刀的公路，。 尽管有部分人提醒王近山16团本应没有在道路上与敌军交战的任务。 王近山担心在休整期间，后方的干部队与家属队因为天黑雾浓而与主力部队失联。 王近山希望通过伏击战引起失联家属的注意。 他立刻带领团里的干部前往侦察，选择了伏击阵地，并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部队悄悄进入了伏击位置。 王近山根据敌人车辆的行进路线，将部队分为四个主要小组。 日军的车队出现在了伏击圈内。 王近山的侦察员首先报告称，敌人车队有13辆，其中包括3辆小型汽车。 通常，运输队不会配有这样的车辆，而小汽车常常是高级军官乘坐的。 王近山迅速下令开始攻击。 6连负责截断敌人退路，利用手榴弹摧毁了车队的最后两辆卡车。 王近山利用山地地形，赵振玉班长带领全班战士从陡坡飞速下冲，跃上敌车，夺取了敌军重机枪，迅速反击。 民兵杨玉秀迅速夺取了敌人未及拆卸的另一台重机枪，带领战友们在阵地上猛烈扫射。 日军虽然试图组织反击，但大部分官兵并未能及时反应过来。 在这场战斗中，民兵也手持菜刀、铁锹等简陋武器，加入了与日军的搏斗。 一股日军尝试突破封锁，然而，5连的战士们机枪火力密集地扫射过去。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日本军官准备趁机逃脱，却被民兵和战士们截击。 日军的一些军官试图躲入附近的窑洞，5连指导员郑光南在发现敌人机枪阵地后，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用手榴弹将其摧毁。 然而，王近山并未贪图俘虏。 当日军的增援赶到时，战场上只剩下了成堆的日军尸体。 战后的评价也相当高。毛泽东在得知胜利消息后，亲自称赞王近山勇敢果敢的决策。 参考文献：[1]谢炜.从李云龙到李延年——论改革开放以来军旅剧英雄形象的嬗变[J].视听界,2023(5):58-5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