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这位农民总理，在他去世16年后，儿子透露了一个大秘密：原来老爸的遗嘱被改过了。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一个平平常常的农家，六岁那年，他和老爹一起搬到了山西大寨，从那儿开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那时候，天下大乱，像陈永贵这样的穷苦农民，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七岁那年，他就得给地主家放牛，为了混口饭吃，他天天忙得团团转。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有希望就有奔头，有奔头就有光明。陈永贵26岁那年成了家，有了妻儿，一家子过得跟他一样。可抗战一来，大寨被占了，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当了个“假村长”。1944年，他被关了一年，放出来后就再也不想管村里的事了，只想老老实实打工挣钱养家。等仗打完了，陈永贵好歹分到了块地，还有间破草房，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窝，那时候的他，觉得这就是老天给的最大恩赐了。 后来土地改革，陈永贵的人生开始转运，他变得积极起来，加入了村里的共产主义建设。1948年，因为他表现得好，还入了党。大寨那地方，在黄土高原上，穷得叮当响，可陈永贵却觉得这儿有潜力。1952年，他成了省级劳模，还参加了农业表彰大会，做梦也没想到，种个田还能得奖，这让他对种地更上心了。1953年刚过完年，他就被选为大寨的村支书，带着村民们开垦荒地，硬是把上百亩的荒山变成了能收粮食的好地。陈永贵从不摆书记的架子，他就像个地道的农民，总说：“我就只会种地。”他读过毛主席的一些书，心里头特别受触动，常把毛主席的话挂在嘴边。有一次开会，陈永贵讲了话，作家赵树理听后说，他虽然没讲哲学，但做事却透着辩证法，不提毛主席，但一举一动都透着毛主席的思想。1959年，全国大旱，大寨也跟着遭殃，为了解决用水，陈永贵带头去远处的河里挑水浇地，还组织大家挖水库、开水渠，这才渡过了难关。之后几年，他又领着村民们一起对抗水灾、土壤等问题，不断解决生产上的困难。 到了1962年，大寨迎来了丰收，交了好多粮食给国家，那时候全国都困难，大寨能这样做，受到了表扬，大寨的事迹也开始被外面的人知道了。1963年，中南局书记李一青来大寨看了看，了解了陈永贵的本事后，直夸他不像个普通农民。1964年3月的一天，毛主席在外面考察时，问山西的第一书记陶鲁笳认不认识陈永贵，陶鲁笳就把陈永贵怎么带着大寨村民克服困难的事讲了一遍，毛主席听后对陈永贵评价很高。这一年，陈永贵还被请到了北京，给全国代表讲讲大寨的经验。更没想到的是，他还被毛主席邀请去参加生日宴会，一进门，陈永贵就看到周总理、刘少奇等领导，还有全国劳模都在那儿，毛主席笑着拉住他的手，热情地招呼他，还给他夹菜，让他别骄傲。 陈永贵特别激动，决定要好好干，把大寨的经验传出去。他还是那么朴实，不摆官架子，经常带头干农活。1975年，组织上让他当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开始还谦虚地推辞，觉得自己文化不高，干不了，但周总理坚持让他干，他也就答应了。上任后，他还是那么朴素，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也自己做饭洗衣服，他还申请住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经批准后，他就开始了“三三制”的生活，一天三分之一的时间种地，三分之一的时间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提高。陈永贵当了五年副总理，一直把自己当普通农民看待。到了1980年，他觉得身体不太好，就自己向组织提出辞职，组织商量后答应了，让他去东郊农场当顾问。1986年，陈永贵72岁时查出得了肺癌晚期，已经治不好了。快不行的时候，他想把8000元家当都交成党费，来感谢党和国家的恩情。可想到儿子还在上学，需要学费，最后听了老婆的建议，改了遗嘱，留下3000元学费，剩下的家产都交了党费。 后来，陈永贵的儿子陈小贵在采访时，第一次说起这段过去了好久的事情。他说：“我爸快不行的时候，我和我妈都劝他留点钱，我还在上学呢，得交学费。可我爸就是不同意，说这是党的钱，不能拿。后来我们求了他好几次，他才答应留下3000元学费，剩下的都交了党费。”陈小贵想起父亲，说他一辈子都过得很简朴。就算后来做了副总理，也从没奢侈过。父亲常说：“我本是农民，到死都是农民，农民就得有个农民样。”父亲这种不张扬的品质，对陈小贵影响很大。他从小就学着谦虚、小心，好好读书，想着将来回报社会。 陈永贵留下的遗言，满满的都是对党和国家的爱，还有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陈小贵说，父亲的这种精神会一直鼓舞着他，让他以后不管遇到啥困难，都能有坚强的信念，一直往前走。陈永贵这辈子，真的是从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路走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大位子上，最后又回到了农民的身份。这一路走来，他的故事就像是一部传奇小说。但最让人打心底里佩服的，不是他当了多大的官，得了多少荣誉，而是他一直没变的初心，还有对老百姓的那份深厚感情。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大家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农民头儿，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