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蕴含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人无信，而不立”的诚信观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既是支撑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也是展现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数字化技术的迭代发展，数字化保护与传播工作已显得尤为迫切。秉持在传承中创新、创新中传承的文化保护与传播理念，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准应对、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能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样态，成为当前文化保护与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
数字存储与数字展示
数字技术为盘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存储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依托数字技术高效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注入新动能，从而反哺文化自信，是当前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一环。
其一，依托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存储技术、云计算技术、标识解析、数字采集、图像处理、3D建模、虚拟现实技术等，开展全国性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普查、调研、收集、梳理工作，系统盘查和摸清现存的、濒危的各类文化遗产、革命文物和历史遗迹，统一存储碎片化、零散化的文化资源。同时，按照地区分布、精神价值、物质形态、文化符号等进行分类整合和科学标识，并建立统一的数字资源库，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存储，为后期规范化传播与保护奠定基础。例如，甘肃文化保护机构对敦煌石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以及洞窟壁画的图像处理和3D重建，为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数字展示提供支持。其二，建立一体化的数据资源库管理系统，以数据共享、数据互联、数据互通实现跨层、跨区域、跨部门的文化资源流通，在丰富资源供给的同时，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内在潜力。其三，提升数字资源库的服务能力和算力能力。依托云计算、云服务、超算技术等，搭建集数字检索、资源下载、内容交付、数字订购、数字结算等为一体的智能化数字资源服务平台。大力推进数字图书馆、数字展馆、文化网站等数字展示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大受众提供在线文化课程、数字阅读、文物展示、数字互动等服务，着力满足广大受众的各类精神文化需求。
数字保护与数字修复
依托数字技术，开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保护与数字修复新局面，使更多传统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能够进入大众视野，长久地被感知、观赏、研究，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能够不断滋养和涵养一代代中华儿女，筑牢信仰之基和文化之魂。
其一，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据资源库，按照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现状，制定抢救性保护方案和修复方案，避免宝贵文化遗产流失。由此可看，数字技术赋能在助推数字存储和资源盘活的同时，可提升文化资源保护的预见性和干预性。其二，综合应用各类3D打印技术、虚拟技术等数字化技术解决传统保护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对不可再生性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采集、全貌扫描、特征提取、文本识别、可视化建模、录音录像等，在数字化再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避免传统文化资源随时间流逝逐渐失去原有形态。对某些受损、受潮、褪色、模糊、残缺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修复，努力使其以原有形态继续存续的同时，为其在数字世界的创造性传播催生更多可能性。
信息监管与生态治理
文化强国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与数字化保护，不能仅局限于数字展示与保护修复等环节，要建构起涵盖生产、传播、消费等一体化传播路径和发展路径的信息监管与生态治理体系，全方位监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传播和发展。
其一，依托数字技术为文化内容赋予技术美的同时，注重彰显文化产品内在的价值符号。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格式转化和创造性编码，相较于传统的资源展示手段，以图画、视频、漫画、影像、音频、虚拟现实等形式呈现的传统文化资源能够唤起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要注重遵循文化传播逻辑、技术逻辑和审美取向进行针对性文化产品供给，坚持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相统一，始终立足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核和文化精萃，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与形式创新，优化审美体验和文化接受体验。其二，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构建起集数据生成、分发、传输、扩散等各阶段建立严格的风险管控和生态监督措施和办法，同时制定严格的跨境文化传播规则和数据安全保护机制，最大限度保护传统文化资源信息。其三，加强对数字传播生态的治理和管控。构建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管相结合的多级多层数字文化传播生态治理机制和监督管控模式，加强对文化版权和数字内容版权的保护和监管，坚决抑制数字文化传播平台的无序扩张，加强数字平台对用户主体、平台信息的全天候、动态化保障。
信息分发与文化传播
主动从供给层面和服务层面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信息分发和传播模式向数字时代的信息分发与文化产出模式转变，逐步引导传统文化与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相适应。
其一，依托数据关联技术、算法推荐技术等，全面收集信息接受受众的文化偏好、认知需求和内容期待等，构建基于用户需求、文化传播规律基础上的文化传播新模式，积极拓展传统文化内容生产和内容供给在文化空间的占比和份额。其二，构建更为大众化、时代化、故事化、微缩性的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和叙事策略。一方面，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要义的话语资源库和故事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进行故事阐述和文化传播，由宏大叙事转向微缩叙事，激发广大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提升故事创作者的叙事逻辑，增强对文化供给主体的数字编码、数字内容生产相关的媒介素养和表达能力的培育，引导其掌握理清叙事思路、逻辑以及内容制作、故事阐述的能力，增强内容供给与价值输送能力。其三，构建链条化、产业化的文化传播机制。政府要鼓励文化机构和本土企业积极投身文化产业发展，对文化数字化产业的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政策、税收、科技等方面的支持；企业要拓宽文化数字化产业发展思路，增强数字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探索“文化+旅游”“文化+游戏”“文化+影视”等多领域产业发展模式，加强文化产业与服务业、物流业、制造业、消费品工业等的融合；个人要树立正确的文化传播理念、加强自身数字媒介素养，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内容生产、传播、消费等环节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和传承贡献力量。
国际传播与文化共享
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和文化场域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力，搭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平等对话的大平台，将跨越国度、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精神内核和文化追求传播出去，以高度文化自信让世界各国认识、了解中国的文化形象和文化信仰。其一，利用数字技术系统收集输入地的文化接受偏好和价值观念，依托当地特有的文化研究场所和国际性文化论坛等，获取输入地的文化传播资料。同时，尊重多元文化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符号，倡导建立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文化共同体。其二，在对外传播中，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研究，挑选更具代表性、影响力和认同感的文化符号进行传播，构建更具影响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标识。例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在助力汉语文化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功夫、古建、中华典籍、京剧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文化、医药文化等典型元素的传播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起到助推作用。其三，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生成技术、新媒体传播技术等，人人都可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因此，国际传播从业者要主动加强文化传播自觉，借助新兴、便捷的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交平台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宣，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供给和公共精神产品。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