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叶群的批评一针见血：“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检讨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部分地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毛主席在“间接地”后面打了“？”，并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毛主席这些话，针对的是叶群，但实际上是指向林彪的。 在叶群检讨中说到的过去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旁，毛主席批注：“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周总理回到北京后，领导了批判陈伯达的斗争。 毛主席一生呕心沥血，为国为民。198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倾尽心血，匠心打造了一部恢弘壮阔的历史巨片——《风雨下钟山》。在这部影片中，“毛泽东”这一伟大人物，首次以主角的身份跃然于银幕之上，开创了历史题材影片的新纪元。 若说《大河奔流》与《西安事变》在刻画毛泽东形象时，尚且未能完全挣脱偶像崇拜的束缚，使得其银幕形象略显单薄、平面，缺乏应有的深度与鲜活生命力，那么《四渡赤水》与《风雨下钟山》则无疑是对这种僵局的勇敢突破与超越。在这两部影片中，毛泽东的银幕形象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动态美与立体感，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跨越时空的界限，跃然于观众眼前，令人为之震撼。 在《四渡赤水》中，那一幕毛泽东下令沉炮却遭到战士误解与指责的情节，不仅生动体现了主席与士兵之间的平等与亲近，更彰显了他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领袖风范。而当一位战士不幸被大炮冲击波震落入水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这一幕又深情地展现了他对战士的深切关怀与无畏精神。此外，毛泽东将糍粑分与周副主席与警卫员共享，这一细节更是细腻地描绘了他与革命领袖及战士们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与兄弟般的情谊。而面对苍茫雪景时，毛泽东诗兴大发，即兴吟诗，则充分展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浪漫气质与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提及《大决战》，其片头便足以让人心潮澎湃：群山绵延，万籁俱寂，空谷中响起一阵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毛泽东健步登上峰顶，面对冉冉升起的红日，昂首挺立，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希望。这一场景不仅是对一代伟人勃勃英姿的诗意展现，更是对其决战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革命气概的生动诠释。 而在《淮海战役》中，面对实力优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敢于作出“赌国家命运，赌军队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决策，以大无畏的气概宣告：“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其气魄之宏大、胆略之过人，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至于《平津战役》，则是巧妙地将傅作义部“挽留”于平津地带并就地解决，既避免了战争的残酷与破坏，又使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洗礼，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从“总理推荐”到“主席出山”，车豫正走过了长达七八年的漫长道路。这期间，随着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以及“领袖热”的不断升温，中国的文艺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毛泽东”。他们中既有与车豫正前后脚被发现的演员，也有后来出山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名字都随着《四渡赤水》、《大渡河》、《大决战》、《开国大典》等影片的出现而日益深入人心，成为观众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的表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毛泽东形象的认知与认可。而车豫正恰恰就是在这种群雄竞相争辉于“神坛”、大有几足鼎立之势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位备受瞩目的毛泽东特型演员。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始终遵循着一个核心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一原则，既是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与敬畏，也是对艺术创造力的释放与发挥。所谓“大事不虚”，意味着在重大历史背景、事件和人物的刻画上，必须建立在准确理解历史的基础上，展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精神风貌和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而“小事不拘”，则要求创作者在艺术想象中自由翱翔，将表演融入大胆的艺术加工之中，使作品更加生动、鲜活、富有感染力。 在再现和塑造伟人形象、捕捉历史真实、表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时，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三大要素：细节、情感和精神。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立体的艺术形象。 细节，是表演艺术的灵魂所在。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言：“小的不真实将会直接影响到整出戏的大的不真实。”他这里提到的“小”，正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至关重要的细节。细节是展现角色性格、外化角色内心的最有效方式，它能够让观众在细微之处感受到角色的真实与魅力，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角色、喜爱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