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江苏南通的一名女子选择了远嫁日本，留下了她的3套房子和母亲。将房子交给了70岁的母亲负责管理。后来女子离婚，心怀希望地回国打算出售那套价值600万的房子。母亲却出人意料地声称女儿精神失常，竟将她送入精神病院。究竟发生了什么？ （信源：国际在线/中国新闻网/扬子晚报---母亲疑为房产将女儿送精神病院续：母女蹊跷和解。2010.09.15） 天下父母都一样疼爱子女。 当母女之间因为利益纠葛对簿公堂，这句老话似乎也显得苍白无力。 亲情与法律，究竟该如何平衡？ 我们来看看两个真实案例，或许能从中窥探一二。 一个暮色渐浓的傍晚，陈阿婆用干枯的手掌抚摸着熟悉的屋檐，她斜倚在门边，目光流连于那所陪伴着外孙女成长的宅院。 朱女士，在异国他乡婚姻破碎后，飞回祖国的怀抱，与母亲和孩子相依为命。 看似是一出亲情浓厚的家庭剧集，但现实生活的波折却远胜于电视剧本的曲折。 陈阿婆，自小扶养外孙女长大，与之相依相伴。 为了孙女朱女士购置了一栋新居，与之共筑爱巢，不料，这座房屋却变成了母女二人争执的火药桶。朱女士再婚后，家庭的经济压力日增，她心生将大屋卖掉换购小屋的念头。 这意味着陈阿婆须另觅居所。朱女士坚信房子属于自己，有权自由处置，便提议母亲投奔兄长家门。 兄长的住所窄小难以容纳多一人的身影，陈阿婆对女儿的决定深感痛心，感觉被女儿无情抛弃。因住房事宜，朱女士与耄耋之年的母亲在法庭上针锋相对。 即便朱女士拥有房产所有权，她依旧有赡养母亲的义务。陈阿婆多年照料外孙女，对家庭付出颇多，现需赡养之时，朱女士却将其拒之门外，此举既不符合法理，也违逆了道德伦理。法院最后裁决陈阿婆得以在房中安度晚年。 另一个故事更为惊心动魄。朱红国内拥三处房产，均由母亲管理出租。朱红嫁往日本后，遭遇不幸的婚姻破裂，于日本无计可施之时，选择归国投靠母亲。 朱红急需资金建议出售房产以解燃眉之急，母亲断然拒绝认为房产是自己晚年的保障。 随后，出乎意料的一幕出现了，朱红被家人强行送入精神病院，他们宣称朱红患有精神病，需住院治疗。 事实上，朱红精神如常，这不过是母亲为保住房产而编织的谎言。在精神病院内，朱红受尽磨难。 她被迫服用药物，失去自由，甚至被反复告知自己真的病了。 幸而一位挚友的到访，朱红才得以将自己的遭遇传至外界，并最终通过警方介入及医学鉴定，证明自己的精神健康，得以重获自由。 重获自由后，朱红将母亲告上法庭，母亲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人伦亲情，更是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关系的和睦与法律的权威之间偶尔会发生碰撞。家庭内部的亲情是连接每个家庭成员的纽带，同时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法律是社会公正的保障，是我们权利的保卫者。亲情的力量让家庭得以温馨和谐，而法律的条文则为我们提供了行为的指南。在亲情与法律相冲突时，我们如何去寻找一个契合点，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亲情是家庭的核心价值，法律则是社会秩序的支柱。尽管在家庭纠纷中法律可能显得不那么人性化，但它实际上同样顾及到亲情的维度。 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利用亲情的名义去挑战法律的权威。尊敬父母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但是“孝道”不意味着盲目的顺从，更不应该成为伤害他人权益的理由。 子女有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可以随意地支配子女的财产与生活。每个人都应尊重父母，同时每个人也都有权拥有自己的生活和做出个人选择。 当我们面临亲情与法律的两难选择时，必须寻找到一个既能尊重亲情又能保障个人权利的中间地带，一个既能维持家庭和睦又能遵守法律框架的方案。 朱女士在处理房产问题时，是否真的考虑到了母亲的情感和需要？作为子女，我们不仅拥有权利，同样也肩负着责任。 处理家庭财产时，应当与父母进行充分沟通，寻求一个能被所有人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就如同朱红的母亲因房产问题将她送入精神病院，这种行为显然过于苛刻。 父母固然有自身的利益需求，但不应以牺牲子女合法权益为代价。父母应该学会尊重子女的个人选择，并避免以亲情的名义做出不公不义的事情。 母女间的关系便是亲情与法律交错影响的一个缩影。 这两个案例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少社会问题。 在陈阿婆的案例中，折射出的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困境。 法律规定儿女要赡养父母，可不少老人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甚至被抛弃。 尤其是在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老年人的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 陈阿婆的遭遇并非个例。 许多老年人为了子女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精力，甚至倾尽所有。 可是老了，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却没人好好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