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曾对林彪事件谈了以下意见：“林彪死了好多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周恩来总理，以其温文尔雅的风度、威严而不失亲和的仪表，以及那超凡脱俗的言谈举止，不仅在国内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深深敬仰，更是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被传为美谈。 在一次外交部大使学习班的交流盛会中，法语高级翻译杨桂荣饱含深情地回溯了首次为周总理担任翻译的那一刻，对总理的风范做了细腻入骨的刻画：“当我初次站在总理面前，心中刹那间涌起了三重难以磨灭的印象：首先，是他那双深邃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能洞察世间万物，闪烁着睿智与坚不可摧的信念之光；其次，他端然坐在那里，不怒而威，那份沉稳的气质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崇敬，仿佛一座巍峨的山峰，让人仰止；最后，当他行走时，步伐矫健有力，脚下似乎生风，流露出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精明强干与蓬勃活力。” 在我们翻译处的日常交流中，周总理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节俭生活，总是大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的话题。他的衬衣穿到补丁叠补丁，却仍旧不舍更换，那份对物质的淡泊让人动容。他的衣橱里，常年仅备有两套中山装，一套是沉稳的灰色，一套是庄重的黑色，简朴到了极致。 有一次，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该国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全程热情陪同。当周总理从译员口中得知，齐奥塞斯库竟然拥有一辆装满了一二十套高档西服的“流动衣箱车”时，他神色凝重，语重心长地说道：“这样的排场，我们中国人可万万摆不得啊！”我听闻此事后，心中感慨万千：周总理那两套普普通通的中山装，与“流动衣箱车”里琳琅满目的奢华西服，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仅是俭与奢的简单碰撞，更是两种截然相反、天差地别生活态度的深刻展现。 周恩来总理在日常生活中那种不谋私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展现出了他伟大而崇高的人格魅力。他无论是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都坚决不搞特殊化，始终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勤务兵和办事员，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以权谋私。在艰苦卓绝的中央苏维埃根据地时期，他与干部战士们同甘共苦，天天吃着代食品——“梢子饭”，那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让人动容。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期间，当工作人员看到总理的车队缓缓驶来，急忙要求前面的车辆让道时，周恩来总理却毅然下车，不仅向前面的代表诚恳道歉，还严肃地批评教育了工作人员。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代表，也让我们看到了总理那颗始终装着人民、装着国家的赤诚之心。 周恩来总理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的崇高精神，正是他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关系的生动写照。他心系人民，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为之奋斗了一生，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高度契合，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粟裕将军一生最佩服周总理。 根据新中国前期的国际形势和战争预防的需要，同时从坚持人民战争、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出发，粟裕将军紧密结合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作战任务的需求，充分考虑国防与军队现代化的现有基础，深刻指出：对提高战斗力最有直接影响且具明显高投入性的方面，主要是战场建设、武器装备更新和技术兵种的培养等。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将军担任过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和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及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苏浙区党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他率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奋战，取得了韦岗处女战、奇袭官陡门、黄桥战役、奇袭车桥、天目山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这些战役战斗的胜利，不仅彰显了粟裕将军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粟裕将军不仅善于实战指挥，更善于总结战争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他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在抗战前期，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新四军只能采取游击战方针。 在这部著作中，粟裕将军对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进行的完全是游击战，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人少力薄、武器装备落后、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活动区域狭小、作战条件恶劣、通讯联络落后。新四军处在敌人据点网之中，打大规模的战斗或运动战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