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风波时，周总理对叶剑英他们说：“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在周总理的耐心劝导下，“三老四帅”在会上做了检查，同时顶住了旗手等的恶毒攻击。周总理也在会上做了检查。 此后，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原来由周总理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被中央十年碰头会取代。 周总理曾在2月16日怀仁堂会议后宣布，不准将会议的内容泄露出去，张春桥等却无视他宣布的纪律，歪曲事实，将会上的情况散布了出去。这使老同志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周总理的处境也更加困难。 作为国务院的总理，周恩来对于他所领导的每一项工作都秉持着极高的责任心，对于出现的问题，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绝不会将过失推诿给他人。1952年8月，当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发生了一件小事却彰显了他的大度与担当。一位工作人员因为一时的粗心，导致了一些数字上的误差。周恩来以其一贯的细心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当即对那位工作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第二天的午餐会上，周恩来竟主动向那位被批评的同志敬酒，言辞恳切地勉励他吸取教训，以后更加细心地工作。这种既严格又宽容的领导风格，让那位同志深受触动，将这次经历铭记于心，成为了他日后工作中不断进步的动力。 另有一次，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要求工作人员整理一份关于各代表团对协议草案意见的综合材料。初次提交的材料并未能达到周恩来的高标准，他耐心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当工作人员经过努力，再次将重新整理的材料交到他手中时，周恩来仔细审阅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不仅对工作人员的努力表示了肯定，还诚恳地向他们道歉，自责自己没有事先将要求交代得足够清楚。这种罕见的自我反省和对下属的理解，让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也更加坚定了他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奋斗的决心。 周恩来对待他人的缺点和错误，总是能够展现出非凡的理解力、宽容心和帮助意愿。1951年9月，在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坦诚地与知识分子交流。他提到自己也曾“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以此拉近与知识分子的距离。他耐心地指出，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求他们一下子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是不现实的。他还表示，如果知识分子对新社会还不了解、不熟悉，甚至只是“同情但不参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这种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让许多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关怀。 在生活中，周恩来同样能够体谅和宽容他人的过失。他与北京饭店的理发师傅朱殿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一次刮脸时，由于周恩来突然咳嗽，不小心让朱师傅刮破了他的下巴。然而，周恩来却丝毫没有责怪朱师傅的意思，反而安慰他说：“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这种平易近人、宽容大度的态度，让朱师傅和所有了解这件事的人都深受感动。 周总理多次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党党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他们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谋取私利、搞特殊化的权利。在当前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周恩来的这些教诲对于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反对唯利是图、损公肥私、金钱至上等不良倾向，密切党群关系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隆重召开。周总理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其中专门谈到了国际关系问题。他强调，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仅要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要积极争取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刘少奇深入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并提出了“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的独到见解。 周总理自幼便非常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他常常到周姓同学家中借阅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以及数理化等方面的教科书，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194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周总理对马列学院的学员们提出了学习地理和历史的要求。他认为，地理、历史知识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即使过去学过，但现在再学也是有益无害的。 他形象地指出：“不学地理、历史，你就‘理论不起来’。”他深知，许多同志的文化水平还有待提高，而学习理论则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他强调：“为了学马列主义，学习文化是必要的。”建国初期，针对部队老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问题，周总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要求每个师都要创办一所学校，让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文化知识。1950年，周总理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他强调：“我们党的干部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不够，理论不够的学理论，文化不够的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