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三”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候，周总理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周总理总理是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处理101的叛徒事件问题的。 凌晨三时，根据的指示，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会议，宣布事件的经过，并紧急布置了应付各种可能出现情况的措施。 他要求所有在京的委员，一律集中到人民大会堂办公。 早晨八时左右赶到人民大会堂的纪东回忆：“从13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通报101外逃情况。有的领导一下子没有领悟过来，还让总理重复一遍，总理只好耐心地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总理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抓紧确定和提出因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和所需的应对方案。教员不会在一线具体指挥，总理当然工作很紧张，嗓子都沙哑了，但谁能代替他呢？” “周恩来”这三个字，在十三四亿海内外同胞的心中，早已成为了高尚人格和崇高境界的代名词。当我们回首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重新品味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时，我们不仅能够深刻领悟到，甚至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位伟人那渗透到生活细微之处的人性光辉与超凡魅力，体验到他那成为万世楷模的不朽人生。 955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急躁冒进的苗头，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盲目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苗头，他主张发展经济既要积极进取，又要稳妥可靠，必须做到综合平衡、全面考虑。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压缩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然而，当时却急于求成，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严厉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是右倾保守，“离右派只有五十米”，犯了严重的政治性、方向性错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党的团结大局，缓和党内的紧张气氛，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选择了沉默和接受，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进行自我检讨。 他坦诚地承认反冒进“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截然相反的促退方针”，并郑重表示：“反冒进的错误，我要承担主要责任。”反冒进明明是正确的决策，现在却要违心地作出检讨，周恩来的内心痛苦与无奈可想而知。 除了周总理，刘少奇也是伟大的革命家。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美国继续采取极端敌视新中国的对华政策，同时，苏联和中国两国的分歧也在不断升级、关系日趋紧张。一时间，国际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妄图孤立新中国的歪风邪气，中国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外交挑战。为了营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尊贵身份，分别在1963年对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和朝鲜等友好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又在1966年对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即后来的孟加拉国）以及缅甸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访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过程中，刘少奇高度评价了它们与中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团结友谊以及在共同的反帝反殖斗争中结下的深厚情谊。他赞赏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郑重表示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与它们发展睦邻友好、团结合作的关系。 其中，刘少奇对越南和朝鲜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不仅维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大局，还促进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对于打破苏共对中共的孤立封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少奇这两次意义深远的出国访问，不仅加深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共识合作，为赢得良好的周边环境争取到了宝贵的国际支持，而且对于贯彻落实毛泽东所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加强与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我国外交战略任务，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刘少奇在批评组织、同志和工作时，总是强调要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应讲求适中，‘过’与‘不及’都是要坚决避免的。”这恰恰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中庸思想，“过犹不及”这一经典理念出自《论语·先进》篇：“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深刻揭示了孔子的中庸之道。 毛泽东曾对“过犹不及”这一思想进行过深刻的阐述和发挥，他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明，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我们很好地解释和传承。”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过犹不及”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孔子的一大杰出贡献。而刘少奇的“过犹不及”思想则正是对毛泽东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巧妙结合与继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