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学习成语寓言故事的时候，很多人都学到过《杞人忧天》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是人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成语。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杞人忧天的意思就是对并不存在的事过分的担心，很多时候与庸人自扰相对应，将过于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取笑为杞人。这种说法长期在社会上流传，在人们的语言中形成共识，于是《杞人忧天》的成语也称为嘲笑人的一种说法。然而翻阅史料后发现，这个成语并非那么简单，其本意也不是简单的关于天塌地陷的讨论。它的背后隐藏着春秋战国之交，发生的道家和儒家的一场辩论。
《杞人忧天》的故事大致意思是说，有个杞国人担心天会塌下来，地也会塌陷，所以整日忧愁得睡不着觉。于是有人就出来劝说他，认为天是清气构成，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是发光的气体，就算塌下来也不会伤害到人。这人还说，地是土块构成的，填充满了宇宙四方，它已经是最底层了，没有地方可塌。于是杞国人被对方说通了，也就不再担心天塌地陷的大祸。这个故事流传得非常广，民间对这个成语的使用，也仅限于寓言故事表面的意思。其实这段故事并不完整，在原著《列子·天瑞》中，道家学者长庐子和列子还进行了一番讨论。
从这两人的讨论来看，他们既是对宇宙观的探讨，也是对社会制度的一种猜想。长庐子和列子都是战国初期的思想家，而且两人对道家都有极为深刻的认识。长庐子被韩非子认为是集三晋文化之大成的学者，是战国时期数一数二的杂家。他提出的宇宙观至今仍然是华夏文化中宇宙观的核心部分，而宇宙之词的定义，就是长庐子提出的。列子的名气比长庐子大得多，他是道家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上承老子，下启庄子，对道家文化和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两人都是学术层面顶级的大牛。
如果把《杞人忧天》的故事当作庸人自扰来理解，显然是非常错误的，也是歪曲了这则寓言故事的本意。战国初年两个学术大牛，没事坐下来讨论一个庸人自扰的故事，说出去都觉得荒唐可笑。这两位作为中华文化奠基式的人物，他们为什么会讨论这样一个看似荒唐的故事呢？其实从各方面的史料来看，他们讨论的看似杞国人担心的天塌地陷的故事，实际上是对儒家提出的一些宇宙观和社会制度的隔空辩论，尤其是对孔子及其弟子最为关注的礼崩乐坏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故事中的天塌地陷，隐喻的就是礼崩乐坏。
这个故事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具体发生的年代和人员，列子在自己的著作里面并没有说。他提到的杞国人却是当时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诸侯国，其国祚超过了一千五百年。杞国存在的时间很早，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与同为姒姓封国的缯国为邻，国君皆为大禹后裔。夏朝灭亡后，王室的很多后裔也迁到了杞国，使这个国家成为夏朝遗民集中之所在。商王武丁的六十多位妃子中，就有一位来自于杞国，而当时杞国国君被封为伯爵。周朝取代商朝后，杞国接受了周朝的册封，延续了夏朝王室的血脉。
从夏朝开始杞国延续存在了一千五百多年，直到战国初年才被楚惠王所灭。自从夏朝灭亡后，这个国家多灾多难，在众多诸侯国的夹缝中生存，经常受到诸侯国的侵略和欺压，多次被迫举国迁移。杞国人就是在这样危机重重的环境中生存，所以养成了极深重的忧患意识。杞人忧天的故事站在忧患极为深重的杞国人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战国其他诸侯国的人看来是极其荒谬的。但就长庐子和列子的讨论来看，这既关系到天地宇宙的变化，也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但从那个时代的社会舆论来看，两人影射儒家的意味极浓。
战国初年是百家争鸣非常激烈的时代，与道家探讨天地宇宙与社会的关系不同，儒家探讨的是社会变革和政治的关系。双方对社会的变迁都有各自的认知，所以在社会理论的讨论上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儒家自孔子以来非常兴盛，到了战国初年出现了第一个巅峰期。
此时孔门弟子遍布各大诸侯国，孔子的学说也有部分被诸侯国所接受。儒家学说中当时最为盛行的便是礼崩乐坏的学说，这也是孔子与其弟子追求的人生理想。他们认为春秋时期诸侯国混战，周王室衰落，导致了礼崩乐坏。而孔门弟子的责任就是恢复周礼，追求三代之治的社会大同。
在儒家重点经典的《礼》中记载了孔子所推崇的周礼的样式，而他和弟子们对周礼的学习和理解集中起来便成为了《记》。两者合二为一，这便是后世所推崇的儒家经典《礼记》的来源。《礼记》中对礼乐制度有着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都是后世的编者收集春秋战国时期孔门子弟的著作所编撰的。在这些著作中，礼乐被比喻成社会制度存在的根基，是国家存亡和发展的根本。《礼记·乐记》称：“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 ，“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
从《礼记》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孔门的儒家弟子将礼乐对应于天地，作为周朝国家稳固的基石。这种理论也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所以礼法制度最终成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工具。对于儒家弟子而言，礼乐制度的崩坏，是国家毁灭的开始，所以礼崩乐坏的现象是必须要阻止的。他们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目的是恢复周朝最为强盛的时候，甚至要达到尧舜禹三代之治的辉煌。但是这种想法却并不被所有的诸子百家所接受，至少从列子和长庐子的讨论来看，他们都是认为恢复周礼是没有必要的。
两人的谈话中似乎继续了杞人忧天中对天塌地陷的讨论，实际上这里的天地已经不是现实的天地，而是延续了儒家以礼乐为天地的比喻。长庐子认为，对于礼乐制度的崩坏不用过于担忧。它始终会崩坏的，不可能永远维护下去。担忧也仅仅是担忧而已，并不会有什么改变。而列子则更加的超脱，他认为担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就像天地万物的变化一样，应该顺其自然的对待。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道家对于社会变迁和礼乐崩坏并不持有反对态度，更不会维护礼乐制度，而是选择了顺其自然。
这种态度于道家一贯的道法自然是相吻合的，而整篇《列子·天瑞》也是在探讨道法自然，《杞人忧天》只是其中的一小段而已。按照列子的思路，儒家弟子们强行恢复和维持礼乐制度实际上是违反道法自然原则的。他们一味的强求维护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度，最终是只能缘木求鱼的。所以面对天塌地陷的危机，道家的理论是顺应自然，顺势而为。既不用想杞国人那样过分的担心，但也不是什么都不做。但做的方法一定是顺天而行，如果不能顺应天地，那还不如不做。这与儒家提出的维护周礼，其根本原则大为不同。
总的来说，在春秋战国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道家和儒家的人生哲学还是有根本性不同的。儒家主张恢复周王朝的统治秩序，而道家则主张顺应诸侯国的发展。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对于各自的主张进行阐述和发展，成为了百家争鸣时代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杞人忧天》的故事本身而言，给人的启示实际上是面对这种危难时不同的应对态度和策略。不管是道家的顺应天地大趋势，还是儒家的逆天而为，人定胜天，都是两种不同的考量。具体的的操作其实是因人而异的，也是根据不同形势和环境随机应变的。
但不管怎么说，儒家和道家都对应变礼乐崩坏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想法，也对华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将《杞人忧天》故事单纯的解读为庸人自扰，既不符合儒家的思路，也不符合道家的观点，更像是自我麻痹的消极态度。这种解读对于社会和学术都没有任何好处，更是缺乏危机意识的表现。《孟子》里说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对于《杞人忧天》消极的解读，就是“死于安乐”的典型表现。如果人类社会都变成了这种自我麻痹的状态，那么在灾难降临之时，最终得到的就一定是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