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上，一位僧人和开国元勋并肩站齐，日军攻占桂林时，他挥刀斩杀了130多名日军，杀红了眼怒吼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周恩来总理也曾亲笔为他题词：上马杀敌，下马念佛！

“和尚也杀人？”

这恐怕是很多人听到巨赞法师故事的第一反应。

抗日战争，烽火连天，一个出家人，一把屠刀，130多个日寇亡魂…这些关键词拼凑在一起，冲击力十足，也足够吊人胃口。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1927年，潘楚桐怀着青春的热血和对知识的渴望，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初入大学的他，一如许多寒门学子，抱着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勤奋钻研，孜孜不倦。

大学的课堂充满着丰富的知识，开阔了他的视野；而校园之外，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悄然改变了他的思想。

社会上充斥着贫富悬殊的惨状、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军阀的争斗，令这个年轻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时代的召唤。

在学校期间，他受到了先进思想的熏陶，也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龄人。

他逐渐认识到，仅靠个人的奋斗难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命运。

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集会、阅读进步刊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传播革命思想。

潘楚桐在心中埋下了坚定信仰的种子，立志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

面对现实，潘楚桐意识到，知识和理论必须付诸行动，才能真正改变现状。在大学尚未毕业之际，他毅然决定告别校园，返回故乡江苏江阴。

他觉得，脚踏实地地在自己的家乡做些实事，比任何高谈阔论都来得更重要。

回到江阴后，潘楚桐成为一所小学的校长。他认为，教育是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重要阵地。学校虽小，却承载着他的大志向。

在这里，他不仅教学生们知识，还以爱国精神鼓舞他们，让孩子们知道“国”这个字背后的责任和使命。

他还组织教师们开展爱国教育，通过讲座、演讲和课外活动，让教育的火种传播得更远。

随着日本侵略的步伐日益加快，潘楚桐看到了民族危机的迫在眉睫。他决定不再局限于校园，而是带领学校的教员们走上街头。

他们高举旗帜，穿过江阴的大街小巷，号召民众觉醒，反对侵略与压迫。他们喊出的口号响彻街头巷尾，成为当时最为响亮的爱国呼声。

每一次游行，潘楚桐都走在队伍的最前方，眼神坚定而充满力量。他告诉身边的人：“只要我们还有一点力量，就不能沉默，哪怕用声音也要唤醒这片土地。”

很快，一纸对潘楚桐的通缉令覆盖了整个江阴城。

他的名字被挂在各个街角的布告栏上，成为所谓“危险分子”的代名词。

为了活下去，他逃到了杭州灵隐寺，做了和尚，法号巨赞。

这可不是简单的逃避，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巨赞法师出家后，依然记得自己的责任。

全面抗战打响后，他辗转福建、广东，四处奔走宣传抗日，还发动僧侣投入救国活动。

为了抗日，他成立了佛教抗战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和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等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抗敌。

这可不是简单的敲木鱼念经，而是真刀真枪的干。

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

桂林告急！

巨赞法师毫不犹豫地冲上前线。

他带领乡亲们拿起家伙什儿，跟侵略者干上了。

他可不是只会讲道理的文弱书生。

在一个村庄里，他带领村民自制武器，设下陷阱，伏击日军小队。

战斗打响，巨赞法师身先士卒，挥舞屠刀，杀敌130多人。

为了保护众生，我不得不这么做。这苦难，我来承担。

这句话，掷地有声，震撼人心。

日军士兵们都听说过巨赞法师的英雄事迹。

一个身披白袍的“杀人和尚”，让日寇闻风丧胆。

连周恩来总理都对他赞赏有加：“上马杀贼，下马礼佛。”

这可是官方认证的牛人。

朋友叫他放下和尚身份，全力抗日，但他没答应。

他觉得救国不止一条路，佛教也需要人奉献。

做好宗教，同样能利国利民。

这可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奉献。

1945年，抗战胜利。

巨赞法师回到灵隐寺，潜心佛法。

1949年，新中国成立。

他代表佛教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还登上天安门观礼，亲历了这历史时刻。

他是开国大典上唯一的僧人，这可不是一般的待遇。

之后，巨赞法师投身新中国佛教事业，传播佛法，回馈社会。

直到1984年，巨赞法师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