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3岁的地下党员沈安娜正做着会议记录，忽然堂上一声断喝：“下面的内容都不要记了！”沈安娜立即停笔，会议一结束，她立刻到洗手间默写会议内容，用一根笔杆子，搅动了敌人所有计划。 1935年，沈安娜响应中央特科的号召，离开上海前往杭州。 在杭州，她凭借出色的速记能力迅速获得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信任，并很快成为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重要助手。 她能够接触到大量机密文件。 期间，她遇到了自己的伴侣华明之。 随着上海和杭州的沦陷，两人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他们从浙江西撤至金华，并决定前往武汉寻找中共党组织。 沈安娜不顾个人安危，独自一人前往武汉。 1938年，沈安娜终于在武汉找到了中共的组织，并有幸直接接触到周恩来和董必武。 1938年，由于沈未加入国民党，朱家骅特地为其安排了“特别入党”。 1942年武汉前线告急，国民党机关被迫开始向重庆撤退。 沈安娜根据董必武的指示，迅速将她的丈夫华明之召至武汉，并一同前往重庆。 到达重庆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继续担任速记员，她负责记录蒋介石主持的重要会议内容。 沈安娜的工作对中共领导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 这段期间，她多次通过复杂的秘密渠道，将国民党中央的内部情报送往延安。 同时，沈安娜和华明之与中共的联系一度仅限于单线联系方式，1942年，他们的直接联络人徐仲航被捕后，二人暂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直接联系。 尽管居住地距离中共南方局不远，但考虑到安全问题，他们没有冒险前往红岩村与领导联系。 这种隔绝状态持续了三年。 期间，沈安娜和华明之一直坚持在原地等待党的召唤。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着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社会部副部长吴克坚凭借多年前的记忆找到了沈安娜和华明之的住所。 1946年，当时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密集召开军事会议，规划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主力军。 沈安娜勇敢地记录下这些会议上的军事部署，随后这些关键情报被迅速送往延安。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特别是在国民党的高级会议上，蒋介石有时会突然下令停止记录。 在这些情况下，沈安娜会将未被允许记录的内容记在脑海中，借助上厕所的间隙，利用速记符号偷偷记录下来。 她经常在节日送礼给这些元老，并获取他们的信任。 1947年末，沈安娜被提名为立法委员。 然而，她最终放弃了这一提名。 她得以继续她的情报工作。 沈安娜的潜伏工作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才告一个段落，她成功撤离并结束了她长达14年的地下生涯。 全国解放后，沈安娜没有因她在国民党内部的职务而获得高级别的待遇。 尽管如此，她对此并无怨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情报工作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四一二政变”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情报，中共成员遭到国民党的大规模屠杀。 周恩来在武汉倡议成立了特务工作处。 然而，在周恩来离开中央去苏区工作后，科特组开始出现追求恐怖行动的倾向，两批中共情报工作者因此被捕牺牲。 尽管面临挫折，中共情报工作并未停滞。 在国共合作期间和八年抗战中，中共情报工作者如影子般存在。 尤其是在南京，中共成功地在国民党重要机构如中央党部、三军司令部、国防部等植入了情报人员。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我军在装备和兵力上不如国民党，但通过有效的情报收集中共能够精准地掌握敌人动向。 在西北战场上，虽然人民解放军只有20多万兵力，面对国民党的25万大军，但，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陕西大部分地区的解放。 1947年5月，东北地区的保安第三支队司令韩梅村宣布起义，这些地下工作者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通过各种手段引导敌军官兵投诚。 1948年2月，58师师长王家善带领8000余人宣布加入解放军。 青化砭战役中，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在没有发现我军埋伏的情况下被迅速歼灭，部分原因是国军内部的李纪云将军事实上是我方的内应。 他的女儿李品琳，更是在解放后被分配至重要的军工单位，。 1948年3月至8月，长春工委情报组搜集到的各类情报达到413份。 同年，我军利用缴获的257号电台误导国民党军，成功发动了调虎离山的战术。 参考文献：[1]沈安娜.沈安娜:潜伏国民党中央11年[J].红岩春秋,2024(5):8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