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周总理到天津视察工作，住在市委招待所。一天，服务员给周总理做了三样主食，周总理吃饭时，开玩笑地对服务员说：“你们做这么多，究竟让我吃哪个好呢，不吃就浪费了。”接着，周总理便规定服务员每顿饭的主食只能做一种。 周恩来的一日三餐非常简单，通常只有两菜一汤。他偏爱家乡的红烧狮子头和浙江的红烧肘子。 如果工作繁忙，他也能自备一保温杯，装点稀粥来应对。 1959年，周总理在视察南开大学时，甚至在学生食堂自费买饭，并且多加了菜汤后，坚决为这碗汤支付了5分钱。 在天津的一个招待所，他吃完早餐后，特意要求服务员将他吃剩的一部分煎饼果子保留下来，中午再吃。 然而，当服务员告诉他已经处理掉时，周总理当场教育大家要注意节约。 周总理的中山装总是修补过的，周总理从1954年开始穿的那双皮鞋，直到1960年才更换第二双。 直到1974年，他的健康状况开始出现问题，才不得不换了一双松紧口皮鞋。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终保持着纪律。 五四运动时期，两人并未因相识而早早公开身份，直到1924年他们才通过组织才知道对方早已是共产党员。 在1926年，周恩来执行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秘密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邓颖超直到起义胜利后，才知晓他参与的这项重大行动。 周恩来始终严格遵守党小组会议制度。 1935年，红军在两河口地区展开工作时，周恩来发现党小组没有按时召开会议， 他严肃批评了下属。 在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恩来工作和居住了26年，这间办公室也兼作保密室，只有必要时才允许外人进入。 周恩来曾把保险柜的钥匙随身携带，睡觉时也压在枕头下，只有出差时才将钥匙交给妻子邓颖超保管。 在国家重大事项上，周恩来也要求所有相关人员严格保密，连最亲密的家人也不例外。 直到1964年，周恩来才将我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告诉邓颖超。 曾有一次，周总理在出行时，明确告知司机，在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理发期间属于私人事务，必须记录车费并从工资中扣除，而到达人民大会堂后才是公务。 他坚持认为，任何公务都不能与个人利益混为一谈。 周恩来希望侄子辈们能从事普通的劳动工作。 周总理经常告诫家人，要勇于接受劳动的洗礼。 1958年，国家开始组织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总理鼓励侄子周荣庆也参与其中。 在家中，他严格限制亲属谈论工作，尤其是涉及政治方面的事务。 他认为，国家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1950年代末，周恩来曾支持侄子周秉钧放弃进入清华大学的机会，选择加入空军。 周总理的表哥万叙生，在国家解放后选择继续为人民服务，虽然年事已高，仍积极参与社区工作。 1967年，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和信一起寄来的还有人民币约83000元。 寄信人希望能为国家的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 周总理决定彻查信件背后的寄送者。 但由于年代条件的限制，以及当时信息不流通，寄信人始终未能找到。 这笔钱便一直存放在总理名下，直至他去世。 三十年后的1997年，中国银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审计工作。 工作人员在整理历史账目时，偶然发现了这笔存款。 周总理去世时，家中所剩的存款仅有5000元，这些钱全都捐赠给了党和国家。 由于信息极为有限，银行决定向曾经的中国银行领导请教。 经过查询，原中国银行副行长，回忆起当年周总理曾多次亲自要求追查这笔款项的捐赠者。 原行长胡立教曾接过此任务，后来，胡立教调任上海。 银行工作人员重新梳理了历史档案，终于锁定了捐款人是一位普通的中国银行员工，刘本堃。 刘本堃的妻子是一位英国人，名叫刘道蕊。 在得知真相后，银行工作人员前往刘本堃家中。 他表示，尽管自己和妻子并非富裕阶层，但当时他深感国家急需建设，便将这笔钱捐献出来。 在此之前，刘本堃为了逃避日军的迫害，他暂时逃离了北京，前往上海。 银行决定将总部迁至租界，并大幅裁员。 刘本堃成为了被裁撤的人员之一。 刘本堃经过一段时间的漂泊后，刘本堃终于接到上海中国银行的召集令。 工作了两年后，他又被派往香港。 1942年，刘本堃乘船前往英国。 在这里，刘本堃结识了一位名叫Dorothy·May·Smith的英国女士，最终他们结为夫妻。 刘本堃为妻子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道蕊”。 在伦敦的生活相对安稳，刘本堃凭借其出色的银行业务能力逐步晋升，并且通过与在英的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本堃与妻子刘道蕊深感国家需要支持，于是决定将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英镑捐赠给国家。 他们多年节衣缩食积累下的积蓄，这笔捐款最终被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参考文献：[1]王家云.精神成就伟业——论周恩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6(1):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