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春兰：开放中国大学“女禁”第一人

民国初年实行新学制后，初等小学虽然实现了男女同校，而高等小学则往往就无法实行。至于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来就很少，更谈不到男女同校。1919年之前，“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的旧式思维仍很顽固，占据舆论的绝对主流。大学生已是成年人，在一个学校起居自然会被认为是“伤风败俗”。还有一大批人认为女子教育起步晚基础差，跟男生上一个大学肯定跟不上。

1919年3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天津青年会发表《欧战后之教育问题》的演说，谈到高等学校应该实行男女同校，以刷新教育。这篇演说刊登在1919年4月1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甘肃女子邓春兰因为其弟邓春膏为北大预科学生，碰巧读到了这份报道。邓春兰1898年生于甘肃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丈夫蔡晓舟也是北大学生，经常给她讲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当时邓春兰虽已报考北京女师，但还是一心想上北大，她坚信蔡元培会支持她大胆的想法。

1919年5月19日，邓春兰给蔡元培写信，希望能够有机会来京读书。信中写道：“我国数千年皆沿防隔内外之陋习，欲一旦冲决藩篱，实行男女接席共事， 阻力必多。且女子无能力，何堪任事？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要求国立大学增女生席，实行男女同班，“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而当时蔡元培因对北洋政府镇压五四运动不满，辞职南下到杭州隐居，所以没能及时看到来信。但邓春兰并未灰心，又拟了一份《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与致蔡元培的信一齐寄至北京新闻界，再次呼吁为大学解除女禁。很快被京沪各大报刊争相转载，在国内引起舆论强烈反响。1919年9月，蔡元培回到北京，着手实施北大招收女生的计划。并且在报上公开表示，“北大明年招生，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1920年2月，王兰、奚浈和查晓园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英文系学习。随后，邓春兰、杨寿碧、程勤若、赵懋芸、赵懋华、韩恂华共6位女生入学。当年暑假，北大通过正式考试，录取本科女生。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门第一次对女生打开。

北大开风气之先，但其他学校却也并非是马上跟进的。据说辜鸿铭走进教室发现坐着两个女生，大为不满，故意为难，认为她们发音不准，不够资格，下课还跟蔡元培闹辞职，蔡元培劝解了好一阵。男女同校的问题上，反对的不止章太炎辜鸿铭。教育让女性开眼看世界，然而这些象牙塔中的女杰只是亿万民国女性中的一小部分，在远离文化前沿的乡野之间，封建守旧的尊卑次序依旧森严，民国女性仍是处境残酷。

据1932年的统计，全国兼收女生的专科以上学校有78所，再加上女子大学，高校女生达7993人，已是10年前的10倍。抗战中女子教育仍在艰辛中发展，至1944年，全国高等学校有学生78909人，其中14743名女生，比例仍远远低于男性。但在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中国，已是不小的成果。

P1 邓春兰

P2 北京大学第一届三位女生：王兰、奚浈和查晓园

P3 蔡元培与夫人周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