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是多年的党员，有些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叶剑英，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诞生于旧中国那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广东，这片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土地，却也是最早遭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地方。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无情地在这片土地上肆虐，让广东人民承受了难以言喻的深重压迫和巨大痛苦，其程度之深，远超其他地域。年幼的叶剑英，自小便生活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对那个时代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 据史书详尽而生动地记载，自鸦片战争以来，梅县一带便陷入了“土瘠民贫”的困境。苛捐杂税如同一张张密不透风的网，紧紧笼罩着这片土地，让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几乎喘不过气来。叶家，这个普通的家庭，也未能逃脱这场浩劫。 每逢市集日，他都会挑起沉甸甸的货担，徒步穿越崎岖的山路，前往松口镇摆摊叫卖。他用那双勤劳而坚韧的手，为家人挣得一口又一口的饭吃。此外，他还怀着一颗善良而热忱的心，无私地帮助穷苦的乡邻杀猪、捕鱼，甚至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南洋与雁洋堡之间，为华侨和侨眷传递着珍贵的信息、捎带着沉甸甸的物品。他的行动，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吹拂着邻里间的心田，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守望相助。 在这四个孩子中，叶剑英作为长子，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与担当。他的两个妹妹，因家境所迫，小小年纪便被送往他人家中做童养媳，过早地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而叶剑英与弟弟叶宜导，则是在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环境中艰难地成长。他们亲眼目睹了社会的残酷与不公，心中自然而然地萌生了仇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烈情感，对革命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与无尽的向往。 在治丧的日子里，叶道英突然又收到了哥哥寄给母亲的信件。那个夜晚，叶道英跪在母亲的灵堂前，泪如雨下，边哭边将信的内容一字一句地念给已经离世的母亲听。信中，叶剑英深情地写道：“（母亲大人）您今年已是73岁高龄了。我很抱憾，当您61寿辰、71寿辰时，儿子都未能为母亲祝寿，故希望您长命活下去。当您81岁寿辰的时候，新中国就诞生了，那时，我一定在您身边，为母亲祝寿……”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母亲无尽的思念与愧疚，让人闻之泪下。 除了叶剑英，华国锋也是值得怀念的老革命家。 作为南下干部，华国锋从山西解放区南下后就一直在毛主席的家乡湖南工作。他深知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也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与使命。就在山西大寨农民陈永贵奇迹般地飞黄腾达之时，另一个山西人——华国锋也在毛泽东的注视下一步一步地稳健上升。他凭借着对农业的深厚感情和丰富经验，从互助组到高级社，一直在勤勤恳恳地推动农业合作化进程。 而当他开始主持一省的农业战线时，更是在狂飙突进的“大跃进”年月里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战略眼光。作为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他积极参与领导了全省农村工作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抓农业生产、粮食增产不放松。他既强调“贵在鼓劲”，激励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农业生产；又一直强调“科学精神”，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在他的领导下，湖南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进步。 从南下一直到上调中央之前，华国锋数十年来一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他把湖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无尽的眷恋。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华国锋长时间主管农村工作，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形势如何严峻，他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抓生产、促发展。他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韶山灌区、欧阳海灌区、洞庭湖排涝工程、东江水库、涔天河水库、风滩水库、柘溪水库等，为湖南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湖南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这些水利工程不仅解决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实际困难，也为后来的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若以平常心去看待华国锋在三湘四水修建的这些大型水利工程，我们或许会发现其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湖南人很少在湘资沅澧等干流上大兴土木、大动干戈。他们选择的都是支流的支流，尽量避免对大江大河造成过大的影响和破坏。比如韶山灌区是在湘江左岸支流涟水中游修建的，欧阳海灌区是在湘江上游支流舂陵江上修建的，东江水库是在湘江上游支流耒水上修建的……这些选择不仅体现了湖南人的智慧和远见，也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尊重与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