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周西成掌握贵州军政大权后，提拔妹夫毛光翔为副军长。师长王家烈很不满，寻机和毛光翔打了一架。周西成大怒，将王家烈撤职，但不久后又恢复了其师长职务。 1916年，贵州陆军讲武堂的操场上，尘土飞扬，阳光照耀着汗水淋漓的青年们，王家烈便是其中一员。 作为新兵，王家烈面对的是严酷的训练和纪律的考验，每日从黎明训练到日暮，他的意志和体能被推向极限。 正是这种磨练塑造了他日后在战场上的果敢与坚韧。 在讲武堂的日子里，王家烈不仅学习传统的军事战术，还接触到了新式的战略思想。 教官们来自于北洋政府的各个军事学府，他们带来的课程开阔了王家烈的视野，使他逐渐意识到军事不仅仅是关于战斗，更是关于策略和大局观的理解。 黄道彬和周西成是当时的资深军官，也是王家烈的导师。 黄道彬严厉而公正，经常在课后与学员们讨论国家的未来与军人的责任；周西成则更注重实战技能，他经常带领学员到野外进行模拟战斗演练，这让王家烈对实战有了直观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 两人对王家烈的影响深远，特别是周西成，他不仅是王家烈的战术导师，更成为了他的思想导师和生涯导向的塑造者。 1916年底，随着讲武堂的学习接近尾声，护国战争的号角已在远方响起。 王家烈和他的同学们被派往前线，他们即将面对的是真正的火药与血腥。 在这场战争中，王家烈首次实际应用了在讲武堂学到的战术知识，也首次感受到了战场的残酷与不确定性。 他以一个见习排长的身份，跟随黄道彬和周西成的部队深入敌线。战火之中，王家烈展示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冷静的战场判断，不仅赢得了上级的赞誉，更在部队中建立了领导者的威望。 那一年的战斗让王家烈深刻理解了生与死的边缘，更加坚定了他投身军旅、保家卫国的决心。 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全面爆发，王家烈在军事和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愈发显著。 贵州省，这块多山的土地，成了国民革命军南下的重要阵地，而周西成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在这一年的夏季，周西成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提拔其妹夫毛光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的副军长。 毛光翔的提拔，虽是基于其在先前战役中的表现，却未免引起了军中高层的不满。 作为师长的王家烈尤其感到难以接受，他一直以自己在战场上的成就和军中的资历自豪，因此，看到一个相对年轻的军官因为家族关系而被突然提拔，心中的不平情绪迅速积聚。 一次例行的军事会议后，王家烈与毛光翔因战略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在愤怒和失望的情绪驱使下，周西成做出了决断：立即撤销王家烈的师长职务，以示惩戒。 这一决定在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官兵对王家烈的撤职感到惋惜，认为他虽然行事冲动，但确实是一位才能卓越的将领。 几周的时间里，王家烈被迫离开了军政中心，静待命运的安排。 但是，随着北伐战事的继续推进，前线对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的需求日增。 加之王家烈在部队中有着广泛的人脉，他的缺席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开始显现，最终，在部分高级将领的建议和民间的压力下，周西成重新审视了这一决定。 王家烈的重返师长职位，在军中引起了一片欢呼，许多士兵和下属将领都为能再次跟随这位铁血将军而感到振奋。 从此，王家烈更加严谨地处理军中事务，他的军事才能和对军队的贡献也在后续的北伐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928年与四十三军的激烈战斗及其后的蒋桂战争，是王家烈军事生涯中的又一重要篇章。 在王家烈的任期内，桐梓系的统治开始走向终结。 这一变革的波澜不仅重塑了贵州的政治地景，也昭示了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加强中央集权的决心。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王家烈被任命为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这是对他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的一种肯定。 1946年，经过长年累月的军旅生活和战火洗礼，王家烈决定退役，他选择回到故乡遵义，寻找一个更为平静的生活。 随着贵州的解放，王家烈应邀赴贵阳参加政协会议。 不久后，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王家烈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 在解放初期，王家烈积极协助政府进行征粮、剿匪、安定社会秩序，并在土地改革中将自己的私宅“虎峰别墅”卖掉捐献给政府，表现出深厚的公共责任感。 1959年，他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领导人对他过去的军事及政治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尽管王家烈享有党和政府给予的高级待遇，他依然保持着朴素和节俭的生活方式，对待他人以宽容和慷慨。 他关照过去的部下，也不计前嫌地关心和帮助曾与他为敌的人。 同时，王家烈还投身于文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积极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1966年8月，王家烈在贵阳病逝，终年73岁，留下了一段传奇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