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看到对大寨的的批判之后，长长地叹口气说：“唉，老虎吃人能躲闪，人吃人可躲不了啊！”事实上陈永贵对万里在安徽开展的的包产到户很不理解，曾在一次会上针对一张报纸报道的安徽包产到户经验提出不同看法，并主张昔阳不能搞。对当时社会上对毛主席的评价更不服气，说他们对毛主席不公道，三中全会精神要落实，但不能因为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就歪曲毛主席的形象。因此，面临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中心工作，陈永贵一方面左的思想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他确实看不惯一些人对毛泽东主席的非议。 包产到户曾经历经波折，终究被时代验证。 1961年3月，曾希圣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拂过了江淮大地。文件开篇便以设问的形式直击人心：“一、为何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而回答这一问题的首要理由，竟是“源自宿县一位老农的朴素建议”。 这位自食其力、勤劳智慧的老农，在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历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的名字、他的事迹，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如同江淮大地上的一曲赞歌，被无数人口耳相传，家喻户晓。然而，在“责任田”遭遇误解与纠正的波折中，这位老人却又被错误地贴上了“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签。1962年10月，有人受命对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撰写了《所谓“责任田”的建议者刘青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调查报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在转发这份报告时，所加的“编者按语”竟称：“刘青兰过去是个不务正业、品质不好的人，办合作社以后，就上山搞单干。”这一评价，无疑是对老人莫大的误解与不公。 时光荏苒，到了1982年11月5日，万里在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人豁然开朗。他说：“农民最高兴的两件事，一是实惠，二是自主。过去我们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瞎指挥，大呼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独立组织生产，安排活计，结果‘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粮没有少打，钱没有少得’。 有些先进队为什么也愿意搞联产承包制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利益增加了，自主权更多了。有了物质利益和自主权这两条，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成为发展生产的巨大力量。”这番话，虽然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发展变化的深刻剖析，但其所揭示的农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其本质原理同样适用于解释集体化时期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深厚情感。 与农业集体经营制度相比，包产到户以其独特的制度机理，巧妙地调整了农业生产关系，赋予了农民可观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程度的身心自由。这种自由，正是农民对包产到户制度情有独钟的关键因素。农民，这个看似平凡的群体，实则精于算计，善于把握机会。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言：“农民是理性的。”包产到户后，他们虽然吃饭有了保障，但并未满足于仅仅填饱肚子。为了增加收益，他们绞尽脑汁，寻找各种获利机会。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农民必须拥有人身自由。包产到户，恰恰为这种自由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原理在于：这一制度将集体生产还原为家庭生产，使得家庭生产单位能够充分利用无报酬的空闲时间劳动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关于如何让农村产业兴旺，一个行之有效的思路是延长农业产业链，将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然而，问题在于，农产品深加工是一种市场获利行为，资本总是嗅觉灵敏，一旦发现有利可图，便会蜂拥而至。农产品加工的关键，从来不是原料的来源问题，而是加工后的市场销售问题。 因此，资本为了建立更加便于加工和销售的体系，往往会选择靠近城市的地方，并按照市场效率原则运作。这样一来，从农业延伸出去的农产品加工业，就不再是农村的产业，而是城市的产业。在这个产业中，农民只是原材料的市场供给者，或者进城成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雇工。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利润，属于资本，是资本的市场行为。换句话说，延长农业价值链、增加农业附加值，这是市场行为，与农民、农村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资本和市场紧密相连。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增加农村产出、推动农村产业兴旺的途径，那就是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其中一提及便让人眼前一亮的便是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尤其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在当前城市中产阶级普遍怀有“乡愁”情结的背景下，一些具备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的农村，确实可以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来赚取城市人的“乡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