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只从一个帝王身上尽可能地了解中国，这个帝王应该是汉武帝，你今天遇上的问题，大多能在武帝一朝找到答案，武帝本人极其聪明、果断，当然，也冷酷无情，他几乎就是一架近乎完美的政治机器，也正是由于他这样的性格，才能折腾出那么多社会实验，且这些社会实验中成功的案例很多，经验一直被沿用至今。 武帝一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朝廷要干的事太多，所以缺钱，缺钱就得想办法搞钱，由于当时的汉帝国经历了文景之治，商品经济繁荣，商人群体手中有很多财富，如何从他们手中收税成了武帝要去考虑的一个大问题，对商人收税最好的形式就是财产税。 武帝时期用来征收财产税的方式是“算缗令”和“告缗令”，因为告缗令搞得十分刺激，所以被关注的也就更多，但如“告缗令”这样暴烈的改革因为给社会造成伤害太大，后世基本把它作为一个失败典范引以为戒了，反倒是算缗令因为相对比较温和，对于财产税的征收有一定借鉴意义。 这里得先解释一下，“告缗令”的意思不是让民众相互告发，“算缗令”的意思也不是让民众相互算计，这里的“算”与“缗”是剂量单位：一“缗”为一千钱，一“算”为一百二十钱。 汉武帝规定商人按两“缗”（2000钱）收一“算”（120钱）的比例收税，税率6%；工匠按四“缗”收一“算”的比例收税，税率3%。 除了这部分税外，还有车船税，小马车收一算，贩运商的货车收两算，船五丈以上收一算。 如果只是这么看，是不是感觉这税收的还算挺合理，毕竟当时的农业税是三十税一，商业来钱快税率高一些无可厚非，而且6%的税率也不是太过分。 但一到执行时候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首先，商贩们会隐藏财产，你说我有钱，我说我没有，我把金子藏起来，有本事你来找，就是为了应对这点，后来才出了狂暴的告缗令。 有钱人隐藏财产，只是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来自于财产难以评估，中间操作空间太大，负责执行的官员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把小商贩的小瓦房说成豪宅，把大商人的别墅说成茅草屋，对于跟自己没关系的尽最大可能把你的财产高估，对于和自己有关系的，尽最大可能把财产低估，算缗令很快成为了官员敛财的手段。 而整个算缗令中唯一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是车船税了，车船摆在那，你赖是赖不掉的，车船的征税标准也摆在那，征税官员们上下其手的空间相对有限。 当然了，商贩们的应对手段也有，比如把大船改小，逃避船税，或者把船改的很大，交一份税，却能达到两艘船的效果。 总结一下，财产的难以评估性是财产税不好收的原因，这一点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各方博弈下，财产税征收最终大多会演变为把容易收的税收了，不容易收的税，变成一笔烂仗，最后大多不了了之了，当然了，如今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评估个人财产的方式多了很多，对于征收财产税能够起到巨大的助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