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黄埔一期的李仙洲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四年后他却被降职使用，去给三期的王耀武当副手。这其中，和李仙洲结怨于汤恩伯有莫大关系。

在黄埔一期生中，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都是山东人，又都当过集团军总司令这类的要职，被称为“三李”。同为山东人的王耀武，无论是军政能力，还是后来的职务，都高于“三李”，因此有“三李不如一王”之说。

李仙洲前中期的发展不错，在1942年初就升任28集团军总司令，比李延年早一年、王耀武早两年，李玉堂早三年。

1943年春，鲁苏战区于学忠部连遭日军打击，损失惨重，不断向重庆告急，老蒋指令李仙洲率部入鲁。

李仙洲带去入鲁的部队是92军，约二万余人，待了半年后，只剩下不到万人。此时，国军驻守在太行山的二十四集团军，在日军的扫荡下，全线溃败，庞炳勋、孙殿英等将领投敌。消息传到山东后，92军官兵人心惶惶，李仙洲给重庆去电，大意是华北大势已去，92军无力在山东支持，若继续待着恐有被全歼的危险，为长远计较，应撤回皖北休整，以待变化。

老蒋看了李仙洲的电报后，暴跳如雷，回电大骂说：“你不是我的学生，不是军人。”

见李仙洲失去作战意志，老蒋在几天后又去电，允许92军撤到皖北阜阳一带休整，归第一战区副长官兼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节制。

有了这番过往，老蒋对李仙洲的印象变得很坏，列入了不可重用的名单，这成为李仙洲军政生涯的分水岭，此后，他的职务再未晋升过。

李仙洲驻军阜阳后，走了军训部长白崇禧的门路，被批准可在集团军总部中设立一个训练班。

汤恩伯得知后，给李仙洲打电话说：“你军务繁忙，阜阳训练班的事情，就另派人负责吧。”

李仙洲说：“这个训练班是军训部批准的，若要换人管理，我做不了主。”

汤恩伯大怒，随后向老蒋状告李仙洲，说他和白崇禧走得很近，不服长官调遣，私自设立训练班想培植势力云云。

老蒋偏听偏信，给白崇禧写了个手令，让把阜阳训练班的主任换成汤恩伯的亲信担任。白崇禧见老蒋连这类不大的人事任命都要干涉，又气又笑，但又能如何，只能是同意。

抢走李仙洲的训练班后，汤恩伯还不解气，向军委会打报告，提出将92军调出28集团军，由苏鲁豫皖边区总部直辖。老蒋本就对李仙洲不满，很快就批复同意了。

28集团军是个空架子，有战斗力的只有92军，该军被调走后，李仙洲手上就剩下二个残破不全的师。虽然28集团军又先后划入了两个军，但军长都是汤恩伯的人，李仙洲谁都指挥不动，和光杆司令无异。

1945年9月初，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被老蒋派去山东受降。李延年准备动身前，给李仙洲打了个电话。

李仙洲说：“归你指挥的三个军，离山东最近的那个军，原是陈大庆的部队，恐怕不是你能调动的。你若想顺利去山东，还得等一段时间。”

李延年说：“我去山东受降，是校长的命令，陈大庆也是校长的学生，我不信他敢背后使坏。”

李仙洲说：“陈大庆跟着汤恩伯这几年，变了很多，你不要想的太乐观。”

果不其然，陈大庆的那个军，李延年根本指挥不了，他在徐州拖延了二十多天，等后续的两个军开到后，这才得以进入山东。

在李延年在徐州滞留之时，李仙洲被老蒋召到重庆。李仙洲本以为，老蒋这是要让他率领28集团军入鲁，不想老蒋却说：“集团军的番号，以后要撤销，准备派你去山东，给李延年充当副手。”

李仙洲大惊失色，脱口而出：“我当集团军总司令，比李延年还要早一年，给他当副手，岂不是降职了。”

老蒋听后很不高兴，摆手让李仙洲离开。李仙洲考入黄埔一期时已三十岁，在一期生中和曾扩情等人是年龄最大的，比教官陈诚还要大几岁。李仙洲在校期间，比较憨厚老实，和陈诚关系处的不错，之后两人也多有往来。

陈诚得知李仙洲的处境后，约他到家中吃饭，饭后聊天时，陈诚对李仙洲说：“李延年那里你不要去，他在山东待不久，谁来主持山东军政，委员长另有人选。”

不久后，王耀武被派去了山东，接替何思源担任山东省主席。本来，陈诚向老蒋推荐，让李仙洲担任总部设在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但老蒋对李仙洲已无好感，大笔一挥让王耀武兼任，李仙洲任副司令官。

老蒋在取消集团军后，原有的集团军不是改为整编军，就是改为绥靖区司令部。黄埔一期生中，同为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延年、李默庵等人，都改任为绥靖区司令官，像胡宗南、杜聿明这样的红人，更是当了绥靖公署主任、保安司令部长官，而在一期生中有“老大哥”之称的李仙洲，却只得了一个副司令官的头衔，可谓是反差剧烈。

王耀武对李仙洲很客气，从不摆长官架子，开口闭口都以“老大哥”相称。王耀武的兼职不少，索性将第二绥靖区的事务都交由李仙洲搭理，在王耀武手下任职的日子里，李仙洲倒也过的舒心。王耀武曾打算让李仙洲兼任山东省府秘书长，但被婉拒。

1947年2月，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济南的王耀武气得大骂。不过，王耀武到后来，还是和李仙洲在功德林相见了，并在前两批被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