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言:亲历“文革”中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
提起“工农兵大学生”,人们的印象可能会回到“文革”那个年代,不考试,推荐上大学,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考试还是有的,不过当时叫文化考查。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70年,全国大学停止招生已五年,随着全国形势渐趋稳定,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突出起来,教师大多下放到“五七干校”,文革前入学的“红卫兵大学生”毕业离校,全国各高校人去楼空。于是毛泽东发布最新指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二到三年,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招生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报名条件是初中毕业以上学历,在工厂或农村劳动2年以上,未婚,25周岁以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工农兵学员”。
我从小就梦想上大学,做一个科学家,这个梦想被“文革”打破了。1973年我在农村插队已有5年,这年夏天,公社发出通知并开了知青大会,详细介绍了上大学的政策和程序。我第一次自愿报了名,当时对下乡知识青年有点优惠政策,就是在一个公社推荐上大学的人数中,插队知青不少于1/3,由于长期在农村,当赤脚医生,小有名气,我顺利地被大队和公社推荐。当时在十六字方针以外,还有文化考查,其实就是考试。1971年林彪事件后,极左路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特别是1972年10月,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总理指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对基本理论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才有了这个文化考查,当时人们也称为高考。
1973年7月我第一次参加高考。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的内容是数理化一张卷,作文一张卷。上午考数理化,一进考场,静极了,考场里坐满了人,个个神态都很紧张,难怪,多少年没有这样的考试,摸不着头脑。我心中更是忐忑不安,不知难度如何。当拿到考卷后,我悬着的心就放下来了。数理化卷的深度只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水平,记得数学有初中代数、平面几何,也有高中立体几何,还有如何丈量土地等;物理有初中的惯性定律,也有高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化学既有初中的无机化学,也有高中的有机化学。上午数理化答卷,我觉得很轻松,因为我虽是66届初中毕业,但已在农村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下午考作文,监考老师将作文题目写在黑板上:我为群众做好事。写好后也没有任何解释,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就写如何在农村抢救溺水儿童,按当时的习惯引用了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感情颇为真切,大约1000字左右。
晚上是面试,在一个小教室里,4位考官正襟危坐,没有表情。我坐在考官的对面。问的有“文革”的政治性内容,也有数理化内容。面试中有一道题目我至今记忆犹新:
问:“汽车急刹的时候有没有身体向前倾的感觉?”
答:“有。”
问:“这里用到物理学中哪一条定律?”
答:“惯性定律——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接着我说了定律内容和身体前倾的原理。另外还问了平面几何中的勾股定理等。我当时看到考官都满意地点着头,心想,肯定是答对了。
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自我感觉良好,但至今都不知道成绩如何,当时是保密的。我去县招生办公室问成绩被拒绝。那时录取权在当地招生办公室,原则是政治表现为主,考试成绩仅是参考。那个时候,招生、招工、提干,已经时兴打招呼、请客送礼,暗箱操作给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结果我没有被录取。
1973年那年招生结束后,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在考卷背后写了一封信,把文化考查说得一塌糊涂,要求领导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四人帮”利用这封信掀起了“反对复辟回潮”的歪风,1974年招生就不考试了,写一篇个人工作总结就可以,然后开个座谈会,由公社文教辅导员主持,主要是谈个人的经历,算是面试,这一年全大队未有人报名,大队和公社又推荐了我,在座谈会上我讲了在农村进行医学科学实验的经历,用狗进行手术,并取得成功,我的发言竟然引来满场的掌声,会后我的事情在全公社广为流传,增加了我的知名度。这个面试打分不打分我不知道。但我还是没有被录取,理由是我体检时血压偏高。其实我平时并没有什么病,但一到测血压时就容易紧张,现在我才知道这叫“白大衣高血压”,并不是真正的高血压。
尽管遭遇了两次挫折,但我上大学的决心没有改变。1975年整个大队还是没有人报名,于是我又报名了,当时有人非议,怎么能连续推荐3年?我的事在大队和公社革委会引起了争议,由于我在农村里干得颇有成绩。最终还是被推荐了,那年考试就是写一篇作文,记得我写的是如何发动农民搞农村爱国卫生运动,但照例没有公布成绩。有人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多少年后才知道,由于公社革委会意见不统一,最后在县招生办讨论时形成折衷,我被放到中专待录取。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录取前江苏省招生办公室通知每个考生自愿加试英语。由于当时我国的建交国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频繁,外语人才十分缺乏,迫切需要培养。又由于文革和上山下乡,大多数人都不看外语了,有人甚至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当时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懂ABC,照样干革命。”但我对英语却情有独钟,在农村插队时每天坚持学习英语,听上海广播电台的“业余外语广播讲座”。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加试,记忆中我县考生加试英语就我一个人。加试形式是面试,由易而难的英语对话。当时有两位考官,是省招办的,外地口音,年龄较大的一位是主考,他叫我先用英语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我流利地背诵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一段,接着他微笑着用英语与我进行对话,约二十分钟面试结束。我的英语水平赢得了考官的赞赏,他们甚至当场就询问我是否愿意学习小语种,如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据说这位主考官向县招生办公室大力推荐我上外语院校,说外语人才少,放掉可惜。就这样我从中专待录取变成大学待录取。事后我才知道这位主考官是扬州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康明强老师,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是惜才而已。虽然这点外语水平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年代,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我被录取到南通医学院,大概是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缘故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满意的,这年我正好25周岁,搭的是末班车。
现在我已经从医师岗位上退休了,不过我常想念这位康明强教授,要不是他的正直,我恐怕很难上大学,他也许是我命中的贵人。十多年前,我曾去拜访他,可惜斯人已经患胰腺癌故去,令我不胜伤感。
注:陈正言,扬州某医院退休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