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玉良辞世，安息于巴黎的蒙巴纳斯墓园。她陪伴在侧的并非她挚爱的丈夫潘赞化，而是生前曾赠予她20美金的中餐馆老板。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究竟是什么让她选择与这位老板共归于土？ 信源：石楠著，珠海出版社，《画魂：潘玉良传》，2000，01 潘玉良，原姓张，幼年便命运多舛。一岁丧父，八岁丧母，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击垮了这个年幼的孩子。 孤寂无依的她，不得已投靠至亲，曾寄望于此能获得一点儿温暖，怎料，噩梦才刚刚开始。 沉迷赌博的舅父很快耗尽了家产，终而将罪恶之手伸向了年仅十四岁的少女，为了微薄的银两，把她卖到了芜湖的怡春院，一个吸噬青春与梦想的魔窟。 在这个残酷的地方，潘玉良开始了她漫长而黑暗的青楼生活。然而她并未屈从于命运的摆布。 她拒不接待客人，屡次尝试逃离这个牢笼，甚至采取了自伤、自尽的激烈方式来表达对自由的渴望。鸨母看她性格刚烈，又担忧真出了人命损坏了生意，于是让她充当了歌女。 三年的时光匆匆而过，潘玉良已是花容月貌。她始终秉承“只卖艺不卖身”的原则，在这片泥沼中保持内心清白，期盼有一日能被人从这泥潭中拯救出来。 这段经历在她心中刻下了深刻的痕迹，也磨练了她顽强不屈的意志，为她日后的艺术追求铺下了底色。 1910年，命运的轮盘开始转动。这一年，新上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抵达芜湖，潘玉良恰巧被选中在他的欢迎宴会上献唱。 一曲《卜算子》唱得如泣如诉，直扣人心弦，潘赞化被深深打动，见潘赞化对潘玉良青睐有加，当晚便安排她去侍奉潘赞化。 潘赞化深谙青楼的黑暗面，清楚拒绝可能会给潘玉良带来更大的苦痛。他机敏地留下了她，却没有让她侍寝，而是邀请她次日一同游园赏景。 在公园中，两人促膝长谈。潘赞化被潘玉良对知识与自由的热望所触动，而潘玉良也感受到了潘赞化的慈悲与真挚。她向潘赞化坦露了自己悲惨的过往，并哀求他能带自己离开。 潘赞化深受感动，承诺将考虑她的请求。一周之后，潘赞化带着赎金前往怡春院，为潘玉良赎身。 重新获得自由的潘玉良对潘赞化感激不尽。她随他来到上海，并改用“潘”姓，以此表达对这位救命恩人的谢意。 “潘玉良”这个名字，象征着她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潘赞化不仅给予她经济上的援助，更在精神上支持与鼓舞她，为她实现艺术梦想铺平了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拯救，还是一场精神层面的再生。 在上海的某个偶然瞬间，潘玉良有幸与邻居洪野先生相识，这位当地知名的画家。潘玉良被洪野先生的艺术作品所深深吸引，怀着热望请求他指导自己的绘画。 洪野先生起初并未对她寄予厚望，但潘玉良展现出的艺术天赋和毅力很快让他改变了主意，深受感动的他决定收她为徒。 在洪野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潘玉良的艺术造诣迅速提高。 1918年，得洪野先生鼓励，潘玉良决意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虽然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合格，但因出身问题遭到学校拒绝。洪野先生闻讯后，即刻前往学校据理力争，最终促使学校破例接纳她。 在学院里，潘玉良有幸遇见了改变她命运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校长刘海粟。 刘海粟注意到她对西洋画的浓厚兴趣，并主动提供帮助，让她有机会赴巴黎国立美术学校深造。 这一求学路虽然布满荆棘，但她怀着坚定的信念从未言弃。她战胜了出身所带来的社会歧视和偏见，凭借着天赋和坚韧不拔的努力一步步走向艺术殿堂。 在巴黎潘玉良仿佛找到了艺术的海洋，她吸收了西画和雕塑的精髓，艺术修养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她的画展、作品发布逐渐使她在艺术界脱颖而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潘玉良渴望回到祖国，但战火纷飞使她无法成行。 战事后，由于工作和其他原因，回国的计划屡次推迟，国内政治气候多变，恩师刘海粟遭受政治迫害，丈夫潘赞化过世，使她只能继续留在法国。 巨大的家庭变故让她悲痛不已，然而她将悲痛化为创作的原动力，在艺术创作中找到了慰藉。 在巴黎，尽管潘玉良的生活并不宽裕，但她得到了朋友如王守义的扶持。 王守义不仅在经济上援助，还给予她精神支柱，陪伴她度过了暮年的艰难时光。 1977年，潘玉良在巴黎与世长辞。临终之际，她留下最后的心愿，期望自己的骨灰能回归故土，与丈夫潘赞化合葬，并让潘赞化的后人保存他们的结婚项链。 潘玉良的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生，也是艺术升华的一生。她从一个被命运抛弃的青楼女子，蜕变为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她的作品不仅展现了精湛的技艺，更体现了她不屈的意志和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祖国和亲人的深切思念。 她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