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自己淹死也要赔”？辽宁葫芦岛，父母带9岁男孩参加公司团建，众人一起吃饭、打麻将，不料男孩在室外玩耍时，不慎跌入池塘溺亡，家人悲痛万分，将公司和场地主人诉至法院，索赔100万元。

（案例来源：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

金峰和谢娟都已经46岁，两人结婚较晚，35岁时才生下一个男孩金某，后谢娟在市区A公司上班，金峰则在家务农、带小孩。

A公司有个微信群，名为葫芦岛工作汇报群，平时工作汇报、单位工作安排，公司都会在群内通知，5月31日下午17时27分，公司在微信群内发布通知，将于6月1日组织团建。

随后公司又补充，考虑到是六一儿童节，团建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去，团建地点则为连山区某大院内，6月1日，谢娟夫妇着金某参加团建。

期间，众人一起吃饭、打麻将，玩得非常开心，当日14时许，金某在院内独自玩耍，自行走至院内距离团建房屋较远的一处池塘，不慎跌入溺亡，此时无人看管金某。

事发后，金峰、谢娟万分痛苦，经警方调查，该团建房屋为王海家的院子，事发前一个月，王海将院子出租给A公司，《租房协议》载明租期半年，租金2500元。

该院子比较封闭，正前方处有铁门，院内北侧有不规则形状的水坑一个，经测量，最长处26.3m、最宽处11.8m，水坑东北侧有平房2间。

事发时，众人就在2间平房内打麻将，从现场情况来看，池塘距平房较远，池塘周围未采取安全措施，未见警示标志，经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死亡证明，金某死因为溺死。

金峰、谢娟认为，A公司对潜在存在危险，以及团建活动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金某在此次团建活动中死亡，具有一定过错。

王海作为房子所有者，对沙坑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亦有一定过错，遂将王海和A公司一并诉至法院，索赔1005257元。

A公司辩称：

1.公司于5月31日通知员工，6月1日可自愿参加公司活动，并未强制要求带孩子，公司的活动性质为一次集体活动，是一种情谊行为，而非法律行为。

法律上规定的“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与团建活动有根本区别，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具有专业性、获利性等特点，人员受众面广，参与人数多、成员成分复杂。

而公司的团建活动对象特定，只是单位员工，人数少，且没有具体的活动形式，公司并非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也不是其他责任主体，孩子的死亡与公司无关。

2.本案死者9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作为监护人，带孩子去参加团建活动，应当尽职尽责履行监护人义务，但实际上，当日原告并未对孩子起到看管监护义务。

而是与同事打麻将、吃饭等，公司领导、其他员工多次告诉孩子不能接近沙坑，且告知原告要看管好孩子，但未引起原告重视，最终导致孩子淹死。

3.公司此次的活动，基本是吃饭、打麻将等室内活动，并没有任何户外运动，地点为2层平房内，死者溺水的地点则是户外大坑，距离2层楼300米远。

原告作为监护人，理应预见到户外活动的危险，却放任孩子自行去户外活动，在同事多次提醒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看管孩子，没有起到监护人义务。

公司出于情谊上的照顾，领导和员工已积极主动多次替原告看护孩子，起到谨慎小心的义务，因此，公司在团建活动中，不存在任何过错。

王海辩称，于4月27日将房子租给A公司，租赁期间，场地的安全应交给租赁方，出现一切安全问题，应由A公司承担。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1.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金峰、谢娟作为金某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人，二人在团建时未能对金某尽到监护义务，是导致金某死亡的主要原因和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2.公司有安全保障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群体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

A公司作为团建组织者，虽然金某并非公司员工，但公司允许员工带孩子参加活动，即具有对金某的安全保障义务。

现该公司未能尽到看管和提示等安全保障义务，导致金某死亡，存在过错，应向其近亲属赔偿因此造成的合理损失，经调解，A公司同意向金峰、谢娟赔偿35万，分三期履行。

3.王海也有一定责任。

虽然王海辩称其将整个院落都出租给A公司，但从《租赁协议》看，只涉及2层小楼房，并不涉及院内其他设施，且其在出租后仍偶尔回到房屋居住。

该院落不仅只有楼房还有池塘，故王海对案涉院落，仍然具有管理权利及义务，其未在池塘周围设置警示标志及其他防护措施，对金某死亡也有过错。

依照生活经验，承租人在租赁房屋后，对房屋所处院落进行使用符合常理，不能因A公司使用了院落，就否定王海作为院落所有人的管理责任。

考虑王海对金某死亡结果的过错参与度较小，故酌定王海对金某死亡后果承担2%责任，即18105元，并承担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