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金庸在《明报》上发表了一篇直击时局的社论，名为《要裤子不要核子》，这篇文章掀起了不小的风波。金庸用极为直白且带有讽刺的语气批评了中国政府当时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源去研发核武器，质疑这笔钱是否真的是花得其所。

1963年，香港的《明报》上刊登了金庸一篇直言不讳的社论《要裤子不要核子》，文章内容直指中国核武器的研发计划。金庸在文章中说，“国家穷得连裤子都没有了，怎么可能指望原子弹保国安？”

他批评当时的中国政府在经济和民生压力巨大、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依然将重心放在了核武器的研发上，认为这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金庸不仅仅是在质疑核武器的战略价值，他更深层次的意图是希望引起社会对于“民生优先”的思考。他强调，如果连百姓的衣食住行都无法保障，那发展核武器对国家有什么意义呢？

他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直截了当的文字戳中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焦虑与不安。金庸的这篇文章迅速在香港引发了舆论风波，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情绪高涨，言辞激烈。

面对金庸的挑战，许多反对者认为他未必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他们认为，中国正处于世界大国之间的夹缝中，核武器是维护国家安全、争取国际地位的必要手段。

尽管金庸的话语很尖锐，他并没有因批评而后退，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了“民生优先”的立场上。

与金庸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陈毅元帅则在当时的中国政府中代表着另一种声音。1963年，陈毅公开表示，中国不管经济条件如何，都必须尽快拥有核武器。

他坚信，核武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障，还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自立的必要条件。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核武器几乎成了超级大国博弈的筹码。面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核威胁，陈毅认为，中国必须有能力自卫，而拥有核武器是提升国家威慑力和独立性的关键。

陈毅的这种立场并非没有依据。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严峻的外部压力之下，国内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并存，外有美苏两大核大国的军事压力，内有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中国需要发展核武器，目的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来威胁，也是为了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发言权。陈毅元帅的主张，虽然在民生问题上有所忽视，但他所关注的却是中国的长远战略安全。

这种立场让许多人都对金庸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他们认为，金庸的社论太过理想化，忽视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处境。

如果中国在核武器领域落后，就可能会受到国际上的孤立，甚至会失去与美苏等大国进行谈判的底气。在这一背景下，陈毅主张继续投资核武器研发，甚至不惜牺牲一些民生需求。

金庸的社论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连普通市民都开始讨论这个话题。香港的几大主流报纸，包括《大公报》和《新晚报》，纷纷对金庸进行批评，认为他过于关注理论上的理想，忽视了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

这些报纸认为，金庸的批评是“脱离实际”的，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里，中国很可能会在国际事务中处于弱势。

对金庸的攻击不仅仅来自于报纸。一些香港的文化名人、政治人物，也纷纷表示，金庸的观点太过偏激，无法理解中国当时面临的严峻局势。

与此相反，一些亲近金庸的支持者则认为，金庸的批评揭示了中国政府忽视民众生活的现实。他们认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应当考虑到民生和经济，而不仅仅是把核武器视为自保的唯一手段。

在舆论的猛烈交锋中，金庸并没有选择沉默。他继续用《明报》作为平台，发表了更多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他对中国未来的忧虑。他强调，即使拥有核武器，如果人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那一切都是空谈。这句话在当时激起了许多共鸣，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间。

金庸的社论引发了强烈的反响，陈毅元帅虽然没有直接公开与金庸对抗，但他依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回应了金庸的观点。

在一次非正式的场合，陈毅谈到了自己对于核武器研发的坚持，他表示：“金庸的批评，也有其道理，但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民生。”他进一步解释道，当时的中国如果不尽快发展核武器，可能在国际上失去自尊和独立性。

陈毅的这种回应，显然是对金庸观点的一种温和反思。他并不完全否定金庸的立场，而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核武器的研发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他承认，民生问题当然重要，但没有强大的国防，所有其他问题都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从这场思想的对决中，金庸与陈毅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金庸关注的是社会底层的民生需求，他认为国家的强大不仅仅依赖于军事，更要依赖于人民的富足。而陈毅则更倾向于国家安全优先，他认为，只有确保国家的安全，才有可能谈及人民的福祉。

这场思想的对立，不仅仅是两位不同人物的碰撞，也反映了中国当时面临的复杂局势。

在那个时代，核武器的研发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国家自信与独立的象征。无论是金庸的理想，还是陈毅的现实，背后都体现了各自对中国未来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