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董竹君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的对比图，从图可知：她中年打扮非常精致，晚年却极其朴素。董竹君是民国少有的美人，她打小便非常讲究穿戴，为何到了老年时期，突然一反常态地“不打扮”了？ 有人说：晚年的董竹君不再打扮，与那个时代有关。这个答案显然是错的，中国的确有一个普遍不打扮的年代，但那是改革开放之前，也就是80年代以前。改开后，很多人都打扮非常精致。而董竹君的朴素打扮，一直持续到她1997年辞世，可见，打扮朴素，是她自己的主动选择。 董竹君晚年打扮极朴素的真实原因是：她的本质不是资本家，而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也是她后来仅收了4万元人民币（后补了1万多元），就将辛苦经营16年、估值达到十五万美金（折合当时黄金三千两）的锦江奉公的原因所在。 所以，董竹君晚年打扮朴素，实际也是在表明自己的革命者身份。 董竹君加入革命，是一开始便注定的，就像那句老话说的：“阿里山的神木能成为神木，不是一千年后才知道的，而是一发芽时就注定了。” 董竹君成为革命者，在她被卖入青楼那刻就注定了，而遇见革命者、四川督军夏之时，则是她的革命种子发芽的契机。 董竹君在青楼做清倌人（卖艺不卖身）时，一直在孟妈妈（妓院老妈子）的引导下拼命想要找“良人”，因为她上过学，她具备一定的识人能力，她甚至因经常听青楼的人聊天，而对“革命”有了一定的了解。她能在众多对自己示好的男人中，选择夏之时，正是因为他的革命者身份，最初，夏之时在她眼里就是“英雄”的形象。 董竹君是穷苦出身，她对和自己一样的穷苦百姓充满了同情，当她知道“革命”可以改变穷苦人的命运时，她的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一样。 而董竹君的灵魂，也是革命的灵魂，且看：当年，她选择跟夏之时，并未让他花一分钱，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逃出青楼。她还与夏之时约法三章：与我在一起可以，不过得答应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中，实际只有一个是为自己自身打算，其他两个都是为革命做打算：第一，必须明媒正娶，不做小老婆；第二，必须送自己去日本求学（为革命做准备）；第三，从日本回来，必须让自己做他的贤内助（让自己进入革命队伍）。 回头看，董竹君愿嫁夏之时，全因为他的革命者身份。然而，后来的结果让他失望了，夏之时仅仅是贪恋权力，而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也是在看透了这些，并在婚姻里历经磨难后，董竹君毅然在29岁那年，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夏之时，从此再未回到他身边。 后来的董竹君从未忘记革命，她与陈清泉结识，并陷入一段三角恋中，也多少因为陈清泉是革命者。而她后来创办锦江饭店后，更是直接将饭店变成了地下党联络处。期间，她多次申请入党，可因为组织认为她留在党外比留在党内作用大，所以一直让她做“党外的党员”。 以“党外党员”身份革命期间，董竹君救助过的革命者数不胜数，连郭沫若也曾因受她恩惠，而将她比作“漂母”；开国上将宋时轮也得过她的资助。 董竹君早已是革命者，因此，只要与革命相关的一切，她都会坚定地予以支持。也因此，当1951年初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等来到她家中，告知她现在党需要锦江两店搬到十三层楼扩充发展，以为党做更多工作时。董竹君十分高兴，飞快将两店全部甘心情愿、双手供奉了出去。 她还特地为此事写了两首诗词，一首为《追忆》，一首为《高兴》，以表达自己当时的喜悦之情。 当然，董竹君衣着朴素，也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锦江奉公后，她的收入骤减，她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她过以前那种较为奢靡的生活。 第三方面，董竹君连任了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的这一身份，也让她不得不以身作则地坚持与国家同甘共苦，以朴素面貌示人。 在今天看来，董竹君换下华服穿上素衣的种种，让后世看到了一个真正接地气的革命者，透过她晚年朴素的衣裳，世人将永远铭记她除了锦江创始人之外的身份：中国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