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中旬，从重庆谈判回来的毛主席，忽然感觉浑身疼痛，医生检查后，却发现不了任何问题。 1945年10月11日，延安机场上人头攒动。延安各界群众自发来到机场，等待着从重庆归来的毛主席专机。 当专机缓缓降落在跑道上时，欢呼声响彻整个机场。毛主席带着谈判的胜利成果平安归来，这让每个延安人都感到由衷的喜悦。 《双十协定》的签订，在当时来看确实具有重大意义。这份协定明确规定了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军队整编等多项内容。 随着时局的紧张，毛主席改变了原有的工作方式。为了更好地应对当前形势，他决定将办公地点搬到枣园。 枣园距离延安城区不远，环境清幽，便于集中精力处理各项工作。更重要的是，这里便于召开紧急会议，统筹全局。 从重庆回来后，毛主席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以往还会在下午休息一会，现在则经常工作到深夜。 1945年11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在枣园工作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起初只是觉得浑身乏力，像是得了重感冒。 第二天早上，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主席出现了持续的发抖症状，同时伴随着大量出汗。 很快，这种异常的症状引起了周围工作人员的注意。保健医生黄树则立即被叫到了枣园，为主席进行检查。 检查过程中发现，主席除了发抖和出汗，还出现了手脚痉挛的症状。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些症状似乎在持续加重。 黄树则医生仔细检查了主席的各项身体指标。血压、体温等基础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但症状却无法得到缓解。 延安医院最有经验的傅连暲和金茂岳医生也被紧急请来会诊。三位医生反复检查，讨论病情，却始终无法找到明确的病因。 常规的治疗方法收效甚微。主席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很快就无法正常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延安的医疗团队陷入了困境。他们尝试了多种治疗方案，但效果都不理想。 消息传出后，延安的干部群众非常担心。主席刚从重庆回来不久就病倒，这让很多人联想到了重庆谈判期间的情况。 周恩来同志在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研究。他提出要从多个角度分析病因，同时寻求外部医疗援助。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需要请求苏联方面的帮助。这个决定是基于苏联医疗水平较高，且双方关系密切的考虑。 中央办公厅主任师哲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准备给斯大林的求助电报。电报中详细描述了主席的症状和目前的治疗情况。 在等待苏联回复的日子里，延安的医生们继续坚持治疗。他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试图缓解主席的症状。 主席虽然身体虚弱，但仍然关心着全国各地的工作。他要求工作人员及时向他汇报重要情况。 很快，苏联方面传来了积极的回复。他们决定派出医疗专家组前往延安，并且让正在莫斯科的毛岸英一同回国。 1946年1月，苏联派来的两位专家阿洛夫和米尔尼科夫抵达延安。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药品。 两位专家对毛主席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通过系统的诊断，他们最终确定这是一种由过度劳累引起的症状。 专家们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首要任务是让主席得到充分的休息，逐步调整作息时间。 治疗方案中还包括了使用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这些药物主要用于改善睡眠质量和缓解肌肉紧张。 与主席一同回来的毛岸英，成为了治疗过程中意想不到的助力。父子二十年未见，重逢带来的喜悦明显改善了主席的身体状况。 毛岸英不仅承担了部分翻译工作，还每天陪伴在父亲身边。这种亲情的陪伴，对主席的康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治疗的进行，主席的症状开始逐渐好转。发抖和出汗的情况明显减轻，睡眠质量也有所改善。 苏联医生观察到，主席的精神状态在显著改善。为了巩固治疗效果，他们建议增加一些适度的户外活动。 1946年初，医疗组特意安排了一次延安南郊的春游活动。这次活动的地点选在了风景优美的二十里铺附近。 春游期间，主席不仅呼吸了新鲜空气，还实地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这种轻松的活动，对身心康复都有很大帮助。 医生们逐步调整了主席的作息时间。白天适当安排一些不紧急的工作，晚上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要平衡好工作与休息的关系。过度紧张和劳累会影响身体恢复，适度的工作反而有利于康复。 1946年3月，虽然主席的身体已经有了明显好转，但依然需要注意。在接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时的一次宴会后，出现了轻微的反复。 这次小规模反复提醒了医疗组，恢复期间要特别注意劳逸结合。之后的治疗中更加注重循序渐进。 到了1946年6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出现了。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面对这种紧急局势，主席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令人惊讶的是，此时的他不仅没有出现病症反复，反而展现出了充沛的精力。 这种现象印证了苏联专家之前的诊断。主席的病症主要源于长期的精神紧张，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体疾病。 经过这次康复经历，延安的医疗团队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们认识到，对于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状态的领导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劳逸结合，保持充足的休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