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1944年的浙东地区，战火纷飞。新四军浙东游击队面临着严重的军费物资短缺问题，部队的日常开支都难以为继。 浙江纵队司令员何克西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从敌占区筹集军费和物资。会议指定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筹集800万军费和一批军用物资，这个重担落在了浙江东部地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周迪道的肩上。 在敌占区筹款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日军对经济活动的管控非常严格，任何大额资金的流动都会引起怀疑。 为了完成任务，周迪道开始在宁波等地区建立地下联络网。他通过各种渠道与当地商人建立联系，试图从中获取资金支持。 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日军在经济区域布置了大量特务，一些被策反的汉奸也在暗中监视着可疑的活动。 就在周迪道刚刚建立起一些有效联系时，意外发生了。一个被日军收买的叛徒向日本宪兵队告密，暴露了周迪道的活动。 日军宪兵队立即展开行动，在一次筹款接头时将周迪道抓获。他被关押在宁波永耀电力公司改建的监狱里，这里是日军宪兵队的审讯中心。 监狱里常年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墙上挂满了各种刑具，地下室里养着凶猛的狼狗，不时传出犯人的惨叫声。 周迪道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承受不住酷刑而泄露机密，可能导致整个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如果宁死不屈，又会使上级交给的筹款任务无法完成。 在深思熟虑后，周迪道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秘密设法向组织递出一封信，建议利用日军争取自己投降的机会，打入敌人内部。 这封信很快传到了地下党浙东区委副书记丁公量手中。丁公量看到信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经过慎重考虑，组织同意了周迪道的请求。这个决定不仅可能挽救周迪道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敌人心脏建立一个情报站。 组织回信鼓励周迪道：＂要像孙悟空一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组织对这次行动的期望。 获得组织同意后，周迪道开始了他的＂投诚＂表演。在日军的审讯中，他表现出一副被折磨怕了的样子，很快就同意为日军效力。 为了让日军相信他的诚意，周迪道主动提供了一些已经失效的联络点信息。这些信息价值不大，但足以让日军尝到甜头。 日军宪兵队对这个＂投诚＂的共产党干部仍然保持警惕。他们安排特务24小时监视周迪道的一举一动，还经常制造一些突发事件来测试他。 周迪道深知要获得日军的信任必须付出代价。他开始刻意和日军军官们一起出入烟花之地，甚至参与赌博活动。 在和日军的接触中，周迪道逐渐摸清了宪兵队的内部结构。宪兵队分为警务、特高、思想三个课，各自负责不同的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周迪道发现监狱里还关押着其他被捕的地下党员。这些同志都经受住了严刑拷打，没有向敌人屈服。 周迪道向日军提出一个建议：让他去劝说这些＂顽固分子＂。日军同意了他的请求，这给了他接触被关押同志的机会。 通过秘密接触，周迪道向这些同志传达了组织的意图。在他的带动下，一些被关押的同志也开始假装＂悔改＂。 这些＂改造成功＂的犯人被日军释放后，成为了周迪道建立情报网的重要力量。他们组成了代号为＂400＂的特工小组。 400小组的成员们以各种身份分散在宁波城内。有的在商铺做伙计，有的在码头当搬运工，还有的混入了日军的后勤部门。 在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充满了风险和挑战。周迪道和400小组采取了一套独特的情报传递方式，将真实情报和虚假信息混合在一起。 这种方法既能让日军获得一些表面的成果，又不会泄露真正的机密。上级组织也配合他们的工作，在地方报纸上发布一些经过筛选的消息。 筹措军需物资是400小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他们盯上了那些与日军有密切商业往来的大商人，利用日本宪兵队的威势向这些人收取＂保护费＂。 这些商人不敢拒绝宪兵队的要求，纷纷献上金钱和物资。400小组将这些资源秘密转运到新四军根据地，为部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 情报网的扩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400小组的成员遍布宁波各个角落，如何保证这些人的安全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周迪道制定了严格的联络制度。每个成员只能与固定的联络人接触，不允许互相认识，这样即使有人暴露也不会影响整个网络。 在日军内部，周迪道和他的同志们也在默默地发挥作用。他们识别出了一些真正想要投靠革命的日军翻译和特务，对这些人进行秘密策反。 这些被策反的人员成为了情报网的重要成员。他们能够接触到日军的核心机密，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到1945年初，周迪道已经为新四军筹集了远超预期的军费。但他们的工作并不仅限于筹款，还包括破坏敌人的统治基础。 这种地下斗争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8月，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周迪道和400小组立即采取行动。 他们控制了一批军需物资，并说服了60多名日伪军人员一起投诚。这些人和物资都安全地转移到了新四军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