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领导人开会讨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为此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报告，请求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经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 1936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明从财政上援助中共。其电报称：“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要的物品。” 1936年11月3日，因注意到南京政府的傅作义军队与日伪军将要在绥远爆发战争，莫斯科要求苏联红军改向新疆转运军事物资，并主动将援助物资的吨位提高到1160吨，与此同时，也制订了专项拨款援助的计划。 1936年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共中央张闻天，称：“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对你们帮助的总数五十五万美元中，第一批送去二十五万美元。你们大约在十一月底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上海转款人手中收到。” 由于苏联汇巨款至中国大城市之银行，再由收款人转至陕甘地区送到红军手中绝非易事，因此，共产国际立即从美国分别将两批款15万美元和5万美元汇至上海宋庆龄处。 并电告中共中央，目前可以直接用于援助中国红军的款项就在80万美元以上，然而所有这些款项在时间上都不能满足中共中央之所需。 11月底，中共中央仍未收到来自天津和上海的接收到共产国际第一笔汇款的消息， 张闻天沉不住气了，去电询问王明等：“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乘飞机到沪取款，决〔绝〕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 第一批汇款到达时已经是12月上旬了，第二批汇款于1937年2月才到。因此，为解红军燃眉之急，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仍不得不从张学良那里再借10万元救急。中共和红军得张学良帮助之大，可想而知。 直到1936年12月7日张闻天才收到潘汉年的电报说：“上海的钱，一有机会即送西安。”“四万五千元已收到。”[14]1937—1938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按国共和谈成果，国民政府每月接济边区办公费和八路军饷银约6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政府，50万元用于部队），但实际并没有这么多，林伯渠曾说过：“如我们八路军，只发八万八千人的饷，而我们有二十二万人，毛主席计算一下，每个人只能有六毛五分钱。”[15]尽管如此，这笔收入还是减轻了长期的财政负担，边区得以休养生息，陕北群众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一定改善。 9月中旬 抗日同志会在西安张公馆会客厅正式成立。首批参加的有张学良、应德田、孙铭九、刘鼎、刘澜波、苗剑秋、苗勃然、宋黎、解如川（解方）、贾国辅、车向忱、卢广绩、何镜华13人。 抗日同志会设中央委员会，7名委员由张学良亲自圈定，其组织机构是： 主席：张学良； 书记：应德田； 行动部部长：孙铭九； 群众运动部部长：车向忱； 军事部部长：何镜华。 开成立会时，由张学良主持宣誓。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宣誓时，张学良把枪放在桌子上；宣誓后，他亲自讲话：“我张学良一旦中途不抗日，我的同志任何人都可以枪毙我！”他还进一步分析形势说，中国如不再抵抗日寇，便将亡国，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越来越不可能了。而蒋委员长身为全国领袖，在国外亦有地位，并握有财经大权，指挥百万军队，只有推动他抗日才有办法……” 抗日同志会先后发展会员70多人，参加的人员有东北军的军长、师长、旅长，以及中下级军官和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职员，此外，还有东北的爱国社会名流。 抗日同志会的核心是张学良、应德田、孙铭九3人。每次发展新会员都是由张学良、应德田、孙铭九商量决定。凡张学良熟悉的人都要经过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