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他们说，陕甘宁边区是伪政府，要取消晋察冀边区，还要取消共产党，要八路军、新四军到沙漠地带去，等等，如此这般花样多得很，对这一切，我们都是反对的。他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大搞其磨擦，占村子，他占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把一个还我们，我们也就原数奉还；他要捉人，他捉二个，我们捉他四个，他把我们关三天，我们就关他六天释放。为什么我们要加倍地对付他呢？就是因为他先犯了我，他理屈，要惩罚惩罚他，这就是反磨擦。要亲爱，要团结，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16]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旬邑、靖边、瓦窑堡）。”[17]“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遭，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曰大举进攻，即曰准备妥协。”[18]李维汉也指出：“不幸，抗战一年后，边区即被数十万大军及西起豫旺东至黄河之重要封锁线所包围。不时遭受军事袭击，先后占去豫旺全县，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五个县城，及东西南北边境大小村镇数千处，共计土地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万。”[19]“我们接受下来的历史遗产，是地广人稀，落后的经济与贫困的人民。而我们的遭遇，是文钱颗弹，样样不发，军事经济，重重封锁。”[20]特别是1942年，陕甘宁边区迎来了物质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有些单位因粮食供应不上，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的。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该年度实征公粮201670万石，比1940年增加一倍以上，平均每人负担1斗4升（合42斤）。部分群众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以至于流传出“雷公打死毛泽东”的故事。[21]要生存、要抗战，必然要求增加财政收入。但在新形势下，既不能破坏统一战线，又不能挫伤人民的革命热情，而外来援助又杯水车薪，怎么办？保障供给的科学选择就是开新源、节新流。 因为缺乏劳动力，陕甘宁边区遍布着无人耕种的童山荒地[22]，这为开新源提供了基础。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毛泽东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由此发出自力更生的口号。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在报告中分析了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和实施办法，要求边区各单位通过开荒60万亩和改良耕作技术，实现增产粮食20%的目标，其中边区系统（包括保安部队）生产粮食15000石（每石300斤），军事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2500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1000石，并动员所有机关学校大量种菜，从7月起自给一部分，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