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他当时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的翻译。他与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因此对他们的品质、才华也很了解。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征是一段极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它不仅是物理上的迁徙，也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战略思想和领导权的重大转变。1934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时期中的红军指挥，特别是李德的决策，受到了极大的争议和批评。 当时的军事顾问李德，由于对中国实际情况认知的不足，导致其在战略选择上犯下严重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采取了正面硬碰硬的战术，这直接导致与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激烈冲突，并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红军的兵力从8万锐减至仅剩3万余人，损失超过一半。这一系列的失败使得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进行战略的调整和领导层的变革。 1935年初，红军在智取遵义的胜利后，迅速召开了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中军事指挥层面做出重大调整，中国共产党内部领导权也进行了重大转移。在会议中，博古和李德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的召开初衷是为了解决由于之前连续的战略失误导致的军事困境。会议的召开得益于智取遵义之后红军获得的宝贵休整时间。此时，红军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问题亟需解决，特别是针对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原有的军事领导结构中，李德和博古等人的战略部署屡遭失败，导致红军陷入极端不利的局势。 在这次会议中，红军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讨论。会议最终决定解除博古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尽管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的军事职责在会议中被削弱，但他的存在依旧对会议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李德不懂汉语，这一情况下，伍修权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伍修权受过高等教育，曾在苏联深造并精通俄语，他的背景和能力使他成为李德的理想翻译。在苏联期间，伍修权不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深入研究了多种语言，尤其是俄语。他对学习的专注和痴迷，使他忽视了周围的一切干扰，包括那些对他抱有好感的俄罗斯女学生的关注。 在遵义会议中，伍修权为李德提供翻译，确保了信息的准确传递。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李德得以准确理解会议的各项讨论和决策。尽管伍修权的主要职责是翻译，但他对会议内容的理解和参与也间接影响了一些关键的决策。这次会议最终导致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帮助红军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击。 在会议结束后，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指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为红军接下来的行动打开了新的道路。在伍修权的帮助下，李德虽然失去了直接的指挥权，但他通过伍的翻译继续以顾问的身份为红军服务。 遵义会议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伍修权，在会议后，伍修权的角色逐渐扩大，成为了红三军团副参谋长。随后跟随红军完成了长征的历程。 长征之后，伍修权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继续上升。在延安时期，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处理边区政府的日常事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伍修权又担任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伍修权的事业并未止步。他先后担任了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并且成为了驻南斯拉夫的首任大使。1975年，他进入解放军系统，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管情报和外事工作。1997年伍修权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