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香港回归是毛主席定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1949年12月，随着广州的解放，解放军的胜利之势席卷至南方。同月的17日，15兵团挺进至香港北部，仅一河之隔的深圳河成为了前线。 对面的香港，当时驻有约1万名英国士兵，此兵力与解放军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尽管解放军有能力轻易跨越深圳河，但他们却选择在河畔停下，没有进一步的进军动作。 此时，港英当局和英国本土的紧张情绪高涨。他们深知解放军的实力，尤其是在之前的长江水域军事行动中，解放军对紫石英号的强硬回应，令英国皇家海军受挫，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解放军的畏惧。 尽管解放军有充分的优势和能力对香港发起军事行动，但中国政府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通过秘密渠道，中国政府向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传达了明确而坚定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含三个核心要求：首先，香港不得成为反华势力的军事基地；其次，香港必须维护新中国的威信不受损害；最后，要保护所有新中国在港的官员和机构安全。 对于葛量洪以及英国政府而言，这些条件虽然严格，但也带来了意外的安慰和安全感。英国政府对毛泽东展示出的这种克制和政策方向感到惊喜，甚至认为这是出乎意料的宽容。 实际上，毛泽东的决策并非单纯出于宽宏大量，而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记忆及战略考虑。百年前中国遭受的屈辱历历在目，保留香港的决策背后是对更广泛战略利益的考量，旨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地位考虑，确保香港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能为新中国带来利益。 在1949年春季，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苏联代表米高扬时，就已经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的策略。 毛泽东表示，尽管中国大陆的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海岛问题仍旧棘手，必须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此时，香港的问题并不紧迫，且香港的保留对于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国际关系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考虑背后，蕴含着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新中国成立后，必将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封锁，尤其是美国和英国。 然而，由于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存在于中国的近海，这使得英国在对华政策上持有一定顾虑，不得不考虑与新中国保持一定的外交和经济往来。 此外，毛泽东还预计，香港可以成为中西方关系中的一个缓和点。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利益，可能会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判断后来得到了验证。1950年1月，英国确实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毛泽东的策略不仅关注短期内的军事和政治安排，还涉及到长远的经济和外交规划。保留香港的决定，在1963年得到进一步的重申。 当年，毛在接见索马里总理时明确表示，从军事角度看，收复香港不成问题，但保留香港对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往来极为重要。毛泽东强调，香港大部分土地为租借地，租期到1997年到期，届时再予以收回也是合情合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遭遇了来自美西方的封锁禁运，但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为中国提供了获取紧缺战略物资的渠道。 此外，中国大陆向香港提供的淡水、生活必需品和重要工业原料等，均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行供应，大大促进了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到了1974年，毛泽东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北京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晤。在这次会晤中，两位政治家讨论了许多中英关系的重要议题。 虽然对话中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但在会晤的尾声，毛泽东特意提到了香港的问题，表明这一议题的特殊重要性，尽管当时他建议将该问题暂时搁置。毛泽东在会谈中指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暗示香港问题将由后来的领导人继续跟进。 此次会晤虽然没有就香港问题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但却为后来的讨论奠定了基调。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性搁置说明了中国对香港未来的长远考虑及其策略的连贯性。此外，这次会晤也显示了邓小平在中国未来政策中的核心地位，预示了他后来在香港问题上的关键作用。 1982年，邓小平作为中国的核心领导人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的未来地位进行了决定性的谈判。这次谈判是基于前期的战略部署及中英两国间的外交互动，最终在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明确了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安排。 此协议不仅标志着香港殖民地时代的结束，也展示了中国对其主权问题的坚定立场和外交策略的成功。 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政策连贯性与战略部署。毛泽东的前瞻性布局与邓小平的实际操作共同推动了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尽管两位中国领导人未能见证1997年香港最终回归的历史时刻，他们的努力和决策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潘敬国主编. 《共和国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