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先后写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每篇文章都是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把稿子写好后，送中共中央审改。审改的程序，一般是先由邓小平主持，把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经邓小平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送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定稿。每篇文章都经过七八稿才能完成，起草小组在前面修改稿子，我们翻译班子在后面跟着修改译文，也是经过七八稿才能最后定稿。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一共发表了九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也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升温，我们翻译组的成员也开始发生变化。1964年的一天，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突然找我谈话，说“李越然有些历史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他不适合为中央领导同志担任翻译，以后中央再有什么外事活动时，不要再请他来参加工作了”。接着，1965年5月在“清理中南海干部队伍”的理由下，李越然被调到第二外国语学院。李越然在离开中南海之前到中办翻译组办公室同我们告别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明明知道他调出中南海的原因，又说不出口，大家只好相互勉励：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将一如既往地努力为党工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