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举行的东京审判，当时中国法官的座次居然被安排在了英国法官之后，梅汝璈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执意要求将中国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前。然而，庭长却驳回了他的这一请求，梅汝璈愤懑不已，大声说道：“日本侵略期间，中国遭受的侵略最为深重，抗战时间最长，牺牲也最为惨重，英国多是忍气吞声、消极应对，中国怎可排在其后！”

1946年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11个国家的法官齐聚一堂，审判日本的战争罪行。

然而，一场看似简单的“座次之争”，却将这次历史性审判推向了紧张的开端。

审判的座次问题成为焦点。按照惯例，席位应以各国在接受日本投降时签字的顺序排列。美国作为盟军领袖，理所应当居首，而紧随其后的，理应是中国。然而，庭长韦伯却私自决定将英国安排在中国之前。这一决定立刻引发了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强烈反对。

梅汝璈是中国最顶尖的法学家之一。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完成学业后赴美深造，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他既精通英美法系，又满怀家国情怀。在东京，他不仅代表中国，更代表了无数在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同胞。

面对韦伯的决定，梅汝璈怒不可遏。他认为，这不仅是对个人的冒犯，更是对中国尊严的践踏。他直言：“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时间最长，牺牲也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排在英国之后！”

这番话掷地有声，震撼全场。此时的梅汝璈没有一丝犹豫。他果断脱下象征法官身份的黑色法袍，拒绝参加预演，并明确表示，若不重新讨论，他将辞职回国。他的举动，让整个法庭为之一震。

为什么座次问题会如此重要？因为它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的形象，更关系到民族的尊严。

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战场，付出的牺牲无法用数字衡量。从南京大屠杀到全面侵华战争，3500多万中国军民的伤亡背后，是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抗争。

韦伯起初不以为然，但梅汝璈的坚持让他无法忽视。经过短暂的商议，各国法官同意按照受降签字顺序重新排列座次，中国得以排在第二位。这场争论，最终以梅汝璈的胜利告终。

然而，这只是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中经历的第一场较量。在随后的审判中，他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起初，中国的准备工作非常不足，证据材料的缺乏让他在法庭上举步维艰。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趁机频频发难，试图否认日军的罪行。

面对这样的困境，梅汝璈没有退缩。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搜集证据，并向其他国家寻求支持。在他的坚持下，大量关于“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重大事件的证据被提交法庭。这些铁证如山的材料，不仅揭露了日军的滔天罪行，也让日本战犯无从狡辩。

在审判过程中，梅汝璈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立场。在量刑阶段，各国法官对是否判处死刑产生了分歧。一些国家的法官，尤其是印度法官哈尔，主张以“慈悲为怀”，释放所有战犯。还有法官提议将战犯流放荒岛，而不是判处死刑。

梅汝璈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质问道：“如果法律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又能保证军国主义不会死灰复燃？”他的言辞充满了愤怒和力量，刺痛了那些试图轻判战犯的法官。

梅汝璈的坚持最终奏效。经过无数次的争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的绞刑判决。这一结果，不仅是对中国牺牲的数千万同胞的告慰，也是对全世界正义的回应。

东京审判的判决书是历史的见证。在起草判决书时，梅汝璈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成功争取到书写关于日本对华侵略章节的权利，详细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字里行间，是一位法官对正义的捍卫，更是一位中国人对祖国的深沉热爱。

这场历时两年半的审判，是对战争罪行的清算，也是对和平的守护。梅汝璈曾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不仅是对东京审判的总结，更是对世界的警示。

梅汝璈在东京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然而，回到中国的他却经历了风雨。尽管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依然保持了对国家的忠诚。甚至在被抄家时，他拼死保护了东京审判的法袍，因为那是中国人尊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