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被西方各国列为严格的军事机密。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和军人，在伤口发炎、红肿的折磨中苦苦挣扎，因无法获得救治而失去生命。汤飞凡能否突破重重障碍，让青霉素重回那些需要它的病痛者手中？ （信息来源：《读书》20201204江永红《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中国第一支青霉素诞生记央视网2020年12月04日17：44） 1940年代的中国，一个词就能概括：地狱模式。 外有日寇铁蹄践踏，内有瘟疫肆虐，霍乱、鼠疫、斑疹伤寒……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伤兵感染更是家常便饭，死亡如影随形。 缺医少药，就是雪上加霜，人间惨剧天天上演。 当时，国际舞台上，西方各国掌握着一种神奇的药物——青霉素。 这种药物堪称灵丹妙药，一出手便能挽救无数生命。 但问题在于，西方列强对青霉素实行了严格的出口管制，封锁了生产技术，中国想引进都无门，形势堪忧。 西方各国将青霉素看作国宝，列入重要战略物资之列，严密控制其流向。 可以想见在那个世界大战的年头，青霉素的重要性不亚于珍稀黄金。 对于那些西方强国而言，垄断青霉素便是把握了战争的先机。中国处于战乱之中，想要获得充足的青霉素，其难度不亚于攀登九天。 这样的局面，使得前线将士们处境艰难，许多战士不是倒在敌人的枪火下，而是因为战伤感染，饱受折磨，最终死于痛苦或坏疽，这样的情景光是想象就足以令人胆寒。 平民百姓的日子同样艰难，一旦感染，唯有听天由命，束手无策。早些时候，青霉素的发现与提炼在西方医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在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偶然间发现了能够抑制细菌生长的青霉菌，这一突破开启了抗生素的纪元。 数十年前，牛津大学的钱恩、弗洛里和希特利三位科研人员成功地研制出了青霉素这种特效药物，从此它在医疗界大放异彩。 这三位科研者也因此荣获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二战期间，美国依托其雄厚的工业基础，迅速实现了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有效满足了战时需求。 而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尽管通过《租借法案》，少量的青霉素得以从美国运至中国，并在重庆等地的医疗机构中显示出惊人的疗效，但这些药物的数量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在1945年，中国面临的青霉素短缺高达6亿单位，这一数据无情地揭示了当时中国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的科研人员挺身而出，他们决定自立更生，开展自主研制青霉素的重任！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成为国产青霉素的摇篮。 这一机构历经战火洗礼，从北京迁至长沙，再至昆明，虽然屡经辗转，但从未放弃科学研究的信念。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中国科研的火种未曾熄灭。 这段历史的一页，记录着汤飞凡，一位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博士，放弃了优渥的海外生活，带着对祖国的深沉挚爱，回国挑动了开发国产青霉素的重责。 地处昆明，他汇聚了一支科研团队，每逢周会，都致力于研究国外最新的青霉素科研动态。 自1941年起，中防处的科研人员便四处搜集青霉菌，搜遍了所有能想到的角落，不论是旧衣旧鞋，还是古钱币、地瓜。这段探寻之路漫长且艰辛，而道路本身也充满了不稳固。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医疗援助机构亦开始积极筹划，意图在中国建立青霉素生产基地。 1944年，童村，一位年轻的细菌学家，被选中赴美进修，学习青霉素的制造技术。 但中美技术交流之路却比预想中更为崎岖。战时美国普遍使用的生产工艺，依赖于中国当时无法得到的原料和设备，比如乳糖、玉米浆、有机溶剂和活性炭。 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中防处的研究人员不得不寻求新的解决之道。 他们创造性地将糖和玉米酒混合，作为替代原料；并用醋酸戊酯、沙子和纺丝进行过滤，提取青霉素；最后，巧妙地利用了本地糖厂的木炭来清除杂质。 通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在1944年9月5日，迎来了突破性的一刻！中防处宣布成功生产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虽然仅有五瓶，每瓶五万单位，但这无疑是中国在抗生素研究领域的巨大飞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防处返回了位于北京天坛的原址。而学成归来的童村也加入其中，致力于青霉素的研究与开发。 新的挑战又出现了，一种名为玉蜀黍浸出液的培养基在国内无法制造，必须依赖进口，不仅成本昂贵，运输也需时日。 在这关键时刻，童村提议用棉籽饼替代玉蜀黍浸出液，结果出人意料地好，青霉素的产量显著提高。 随着1947年新年之际，中防处青霉素制造实验室的竣工，到了1948年，中防处已累计生产出11338瓶，每瓶二十万单位的青霉素，不仅满足了国内部分需求，更为科研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