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死刑犯张顺兴吃完“断头饭”，微笑着和母亲告别，然而就在临刑前最后一刻，他突然大喊一声：等会，我有话说！

张顺兴出生于1966年的河南偃师，5岁丧父，由母亲独自抚养。他自幼懂事孝顺，对母亲怀有深深的感恩。然而，这份感情也让他性格偏激，将母亲视为不可触碰的底线。

他的童年充满了贫困与压抑。小时候的张顺兴就像许多底层家庭的孩子，渴望用勤劳改变命运。但社会的不公和生活的重压一次次将他推向绝境。

1988年，张顺兴在工地打工时，与包工头发生激烈争执。包工头不仅辱骂他，还对他母亲出言不逊。这句话触及了他的底线，他一怒之下用工具将对方砸成重伤。

他因此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并承担巨额赔偿款。这场冲动不仅摧毁了他的人生起点，也将他的家庭拖入深渊。

在狱中，张顺兴提出与妻子离婚，但妻子并未离去，反而独自撑起家庭。他在愧疚中度过了七年，终于在2005年3月因表现良好提前出狱。

出狱后，张顺兴一心想重新做人。他想开个小店铺，与妻子复婚。然而，社会对有犯罪前科者的歧视让他处处碰壁，难以找到稳定工作。

最终，他选择了矿井的工作，用身体换取生存的希望。

在矿井中，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与工友梁学文的债务纠纷让他陷入绝望。

梁学文借走他仅有的1200元积蓄，却迟迟不还，甚至将钱挥霍一空。当张顺兴讨要时，梁学文辱骂、殴打了他。

这笔钱对普通人来说或许不多，但对张顺兴来说，是他东山再起的全部希望。这场争执不仅是一次财务纠纷，更是对张顺兴生活信念的致命打击。

积怨已久的张顺兴失去了理智。2005年10月25日，他用一把尖刀结束了梁学文的生命。

他原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他的法律意识薄弱，再加上不想麻烦朋友，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杀人后，他的情绪更加失控。他认为自己已无退路，转而决定“为母亲讨回公道”。

他用那把血迹未干的刀杀害了曾与母亲争执的邻居余秀莲，又刺死了曾与母亲发生房产纠纷的姐夫郭松旺。

在不到8小时内，张顺兴连杀三人，彻底毁掉了自己的生命，也夺走了三个家庭的希望。

张顺兴的行为是典型的以暴制暴。他将“孝顺”和“仗义”视为人生的最高准则，却偏激地认为，这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的道德逻辑让他将家庭矛盾视为必须“血债血偿”的恩怨。

他的犯罪不仅是一次暴力行为，更是法律与个人道德观念冲突的极端体现。这也提醒我们，法律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正道，任何试图用个人标准替代法律的行为，最终都会付出惨重代价。

2006年6月19日，张顺兴被依法执行死刑。临刑前，他吃完最后一顿“断头饭”，微笑着与母亲告别。他对母亲说：“来生再报答您。”

然而，就在行刑的最后一刻，他突然大喊：“等会，我有话说！”在场的人愣住了，所有目光聚集在他身上。他的声音坚定：“请将我的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

这一请求震撼了所有人。有人认为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悔悟，也有人觉得这只是他为自己最后博取尊重的手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遗愿引发了社会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

张顺兴的案件在当时引发了热议。有人称他是“真汉子”，敢为家人讨回公道；也有人指责他是“恶魔”，将个人恩怨化为血腥屠杀。这种两极化的评价，反映了公众对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复杂情绪。

媒体在报道此案时，也呈现出不同角度。有些媒体对案件细节大肆渲染，引发舆论情绪化；而有些媒体则试图以此为契机，探讨法律意识的普及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

张顺兴的悲剧提醒我们，社会需要为像他这样的人提供更多支持。出狱后的张顺兴如果能得到心理辅导和就业扶持，也许他的命运会不同。

梁学文的行为如果能通过基层调解化解，也许这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

在面对社会矛盾时，我们是否可以建立更完善的预警机制？在处理家庭矛盾时，是否可以更理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张顺兴的一生，充满了命运的不公与个人的失控。他选择用暴力解决问题，最终以生命为代价付出惨痛代价。

他临刑前的那声呐喊，是悔悟，也是一种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