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谁都可能是，就李时雨不可能！”1946年，有人怀疑李时雨是地下党，戴笠知道后根本不相信。 1931年，李时雨在北京念政法大学，悄悄加入了党组织。大学毕业后，他按照上级部署，成功打入东北军，从此开始了红色特工的潜伏生涯。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整编改组，李时雨不幸被裁员。他立马去了天津，在老朋友吴光弼的介绍下，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 当时，吴光弼任日本人的治安维持会总务科长，靠着他的关系，李时雨还拥有了日本特务机关发放的通行证。从此，他便利用这身份肩负起了在京津两地传递情报的重任。 汪精卫的手下朱晶华和李时雨是老乡，1939年，他力挺李时雨加入了汪伪集团。 汪伪政府成立后，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委员，来到南京任职。凭着出色的专业知识和敦厚的人品，他很快得到了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赏识。 于是，许多汪伪的重要信息和战略情报，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李时雨传递出来，日军的阴谋一次次被新四军粉碎。就连陈毅大帅都曾称赞他：“李时雨送来的情报至少帮我们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抗战胜利前夕，李时雨又被军统沪区的负责人于祥琴看中。李时雨将计就计，将上海汪伪军法处的人员名单当见面礼献上，顺利打入军统内部，还受到了戴笠的表扬。 一次，戴笠在大会上点名问：“哪位是李时雨先生？”等李时雨站起来，戴笠笑眯眯地打量着他，说：“嗯，不错！于站长夸你很能干。” 戴笠的这一举动，让特务们错以为李时雨是戴笠的嫡系部下，日后，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对他大开方便之门。 李时雨趁机接触了许多机要文件，秘密传送给党组织。国民党的行动屡屡受挫，开始对内部人员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李时雨在汪伪政府工作其间，其妻子和弟弟曾被日本宪兵抓进过大牢。 特务头子沈维翰得知这一消息立马呈上报告，要求逮捕李时雨。戴笠一听，笑道：“扯淡！不可能！”随即给沈维翰复电：李时雨工作出色，打入汪伪内部有功，不批准逮捕。就这样，李时雨化险为夷。 不幸的是，后来戴笠因飞机失事遇难，沈维翰立即把李时雨抓了起来，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李时雨受尽折磨，始终没有屈服，被关进了大牢。 1949年，国民党溃败之际，李时雨的妻子疏通关系，将他救出。重获自由的他，第一件事便是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再次回到党的怀抱，前往北平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继续工作。 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