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规定，太庙正殿只能摆九个皇帝牌位；当太庙中的位置满了，就需要将世系较远的神主迁出太庙，名曰＂祧＂。 在中国古代，太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皇权的重要象征。太庙供奉着历代帝王的神主牌位，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圣地，也是皇权合法性的重要体现。 每逢重大节日，皇帝都要在太庙中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向列祖列宗禀报国事。这种祭祀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更是维系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效仿周制，确立了＂九庙制＂的祭祀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太庙正殿只能供奉九位皇帝的神主牌位，象征着＂九五之尊＂的至高权力。 当太庙中的位置已满，如果新的皇帝需要入庙，就必须将一位先帝的神主迁出太庙。这种做法在古代称为＂迁祧＂，通常会将世系较远的神主迁出。 但在这个制度中，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主牌位却享有特殊待遇。朱元璋的牌位被赋予＂万世不祧＂的地位，永远供奉在太庙正殿的正中位置。 ＂万世不祧＂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符号。它表明所有后世皇帝的权力都来自于开国皇帝的授予，从而构建起一个以开国君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 在这个制度下，太庙不仅是一个祭祀场所，更成为了一个展示皇权谱系的重要场域。每一个牌位的位置安排都经过严格考究。 这种制度安排看似是一种礼仪规范，实则深刻影响着明朝的政治运作。 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太庙制度不仅规范了皇室祭祀活动，更为皇权统治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礼制框架。 通过这种严格的制度设计，明朝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符号体系。太庙中的每一块牌位，都不仅仅是一个祭祀对象，更承载着特定的政治意涵。 这种制度设计的智慧在于，它将宗教信仰、礼制规范和政治权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神圣的祭祀活动，强化了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由于膝下无子，朝廷依据宗法制度迎立兴王朱厚熜继位。这位新皇帝就是后来的嘉靖帝，他的继位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波。 在嘉靖即位时，太庙内已经供奉了八位皇帝的神主牌位，分别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和武宗朱厚照。按照规定，太庙只能容纳九位皇帝的神主牌位，这意味着只剩下最后一个位置。 这最后一个位置理应留给新登基的嘉靖帝，但嘉靖帝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要求。他希望为自己的生父兴献王谋求一个入庙位置，这就意味着太庙必须要腾出两个位置。 在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太庙地位至关重要，任何与之相关的变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大臣们对嘉靖帝的要求持反对态度，认为这违背了祖制。 这场争议很快演变成了著名的＂大礼议＂。争论的焦点不仅仅在于太庙位置的安排，更涉及到皇权与礼法的关系问题。大臣们认为，皇帝也要遵守祖制，不能随意更改太庙制度。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兴献王的身份定位。按照传统，只有当过皇帝的人才能入太庙，而兴献王生前只是藩王，从未当过皇帝。 这场政治风波持续多年，朝廷上下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支持皇帝的大臣认为，孝道高于一切，皇帝追念生父之情可以理解。反对的大臣则坚持认为，国家礼制不容破坏。 在这场争议中，许多持反对意见的大臣受到了严厉处罚。有的被削职为民，有的被流放边疆，更有甚者被处以极刑。这些惩处措施显示出嘉靖帝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争议的焦点还涉及到＂迁祧＂的具体操作问题。按照惯例，应该从世系较远的神主开始迁出，但这个原则在具体执行时遇到了困难。 因为太祖朱元璋的牌位是＂万世不祧＂的，不能动。而朱棣作为实际开创永乐盛世的皇帝，其地位也举足轻重。其他几位皇帝则都是嘉靖的直系祖先，更不便迁出。 这个看似简单的礼制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明朝政治中的深层矛盾。它涉及到皇权与礼制的关系、孝道与国法的冲突、政治理想与现实需求的博弈。 面对这种困境，朝廷上下都在寻找一个既能维护礼制又能满足皇帝要求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中，各方势力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在这场关于太庙位置的政治博弈中，嘉靖帝最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他下令将朱棣的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并赋予其与太祖相同的＂万世不祧＂地位。 这个决定表面上是对朱棣地位的提升，实际上却暗含深意。通过改变庙号，嘉靖帝在不触动太祖地位的前提下，为太庙腾出了所需的位置。 ＂成祖＂这个庙号的选择极具政治智慧。＂成＂字在古代表示开创之意，将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等于承认他开创了新的政治格局。这个称号既肯定了朱棣的历史功绩，又巧妙地回避了其继承的合法性问题。 从此以后，明朝形成了＂二祖＂并立的独特局面。太祖是开国之君，代表政权的源头；成祖则是中兴之主，象征政权的巩固和发展。